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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伦律师事务所 - 中伦研究专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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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秘密刑事司法保护的最新趋势与应对：基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视角（下篇）

<blockquote>本文结合团队经办的硬科技领域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的实践经验，系统梳理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辩护思路。</blockquote>引言 笔者在《商业秘密刑事司法保护的最新趋势与应对<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IJYxL_fuqYH9JRhue1FH6Q">（上篇）</a><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aaBnHUewvFyBmFAe-qfmRw">（中篇）</a>》[1]通过对2025年至2026年7月各地公检法机关公开的20件刑事典型案例进行系统分析，归纳了当前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审理的裁判趋势，并从权利人维权及刑事控告的视角提出了相应建议。本文作为系列文章的下篇，基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视角，结合笔者团队在硬科技领域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的实战经验，系统梳理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辩护思路，以期为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参考。 一、此罪还是彼罪：侵犯商业秘密罪与相关罪名定性的辩护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子侵入、木马程序等网络攻击手段已成为窃取商业秘密的常见方式，侵犯商业秘密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涉网络安全罪名交织，极易引发罪名适用争议。与此同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部分涉境外主体窃取国内商业秘密的行为可能早已突破普通侵权范畴，高新技术领域的商业秘密与国家安全利益高度关联，商业秘密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竞合交织愈发突出。罪名认定直接决定案件的追诉标准、量刑幅度及裁判走向，因而在办案中严格界分此罪与彼罪的适用边界，是律师在定性环节为当事人争取有利结果的关键突破口。 （一）侵犯商业秘密罪 vs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行为人通过电子侵入、越权访问、爬虫或木马等手段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既侵害商业秘密的保密性，又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可能同时触犯侵犯商业秘密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两罪构成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处断。值得注意的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两罪的量刑发生了变化：修法前，侵犯商业秘密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法定最高刑均为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入罪门槛更低（根据司法解释，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即可认定为“情节严重”）。修法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至十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入罪标准亦由“造成重大损失”调整为“情节严重”，在损失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恶劣时，侵犯商业秘密罪可能成为处罚更重的罪名。 律师可以立足于两罪构成要件的差异，进而确定对当事人最为有利的罪名辩护方向。以前文分析的20件典型案例“汪某文侵犯商业秘密案”为例，被告人为跳槽至另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通过拆卸硬盘的方式窃取原公司技术资料并上传至个人网盘。公安机关最初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立案，但因汪某文刚得手即被抓获，尚未实际获利，案件一度陷入僵局长达两年多。后芜湖市检察院引导公安变更侦查方向，案件最终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定罪，并以“合理许可使用费”114万元认定损失数额。律师应精准识别此类竞合关系，为当事人争取有利的罪名定性。具体而言，辩护方向可从以下三点展开： 第一，审查涉案信息的法律属性。若行为人获取的信息不满足商业秘密的法定构成要件（如缺乏秘密性、价值性或保密性），则应排除侵犯商业秘密罪，仅考虑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适用。 第二，比较两罪在个案中的量刑轻重。涉案金额达到侵犯商业秘密罪“情节特别严重”门槛（直接导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因重大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的，或者数额达到本条前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的，该罪量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通常高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辩护应着力于降低金额认定或争取降档；涉案金额较小但侵入手段恶劣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可能处罚更重，辩护则应转向削弱对“侵入手段”或“情节严重”的认定。 第三，审查两罪之间的行为关联。若电子侵入系获取商业秘密的手段，而获取数据系最终目的，同一行为同时符合两个罪名构成要件，构成想象竞合，依法应择一重罪处断，而非数罪并罚。 （二）侵犯商业秘密罪 vs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竞合，在司法实践中主要体现为行为人窃取商业秘密后，对服务器日志、数据库记录等进行删除或修改以掩盖窃密痕迹，则获取数据或商业秘密是目的行为，删库毁证是事后行为。此时，非法获取商业秘密是目的行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是为实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行为，两罪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依法应择一重罪处罚。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入罪标准较高，要求“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或“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律师应重点审查：（1）是否存在“破坏”行为。若行为人仅是下载、复制商业秘密，而未对系统功能或数据造成实质性损害，则不应评价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单纯的窃密行为应优先评价为侵犯商业秘密罪或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2）“后果严重”是否达到司法解释标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入罪门槛要求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或严重后果，若涉案金额较小或未造成系统实际瘫痪，则不具备适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条件。 （三）侵犯商业秘密罪 vs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 当行为人向境外组织或个人提供商业秘密，且相关行为同时符合多个罪名构成要件时，可能同时触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以及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三罪之间构成想象竞合关系，依法应择一重罪论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罪”，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一罪名最高可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则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是处罚最重的罪名。 律师可以从以下几点展开辩护：第一，“为境外”要素的实质审查。应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明知其提供的信息将被境外机构、组织或者人员获取。若行为人仅知信息提供给境内合作方，对境内主体的境外关联不知情，则应争取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第二，信息性质的界定。“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与“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的关键区别在于信息性质。若涉案信息仅构成商业秘密而非国家秘密、情报，则不涉及后罪的适用，案件应限缩于商业秘密罪框架内处理。律师应就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提出实质性抗辩，阻断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适用。 二、入罪还是出罪：聚焦侵犯商业秘密罪要件的辩护 在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只有在指控犯罪的构成要件都有确实、充分且合法的证据予以证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方能认定有罪。任一环节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都不能作出有罪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无罪辩护应当从程序与实体两个维度构建辩护体系：程序层面，重点审查非法证据、瑕疵电子数据；实体层面，针对商业秘密非公知性认定、同一性认定、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犯罪数额等要点逐一抗辩质证，通过推翻核心构成要件，进而实现出罪效果。 （一）非公知性认定 在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非公知性鉴定意见通常是认定涉案信息是否具备商业秘密属性的核心证据。对此，围绕“非公知性”的辩护思路，关键在于对鉴定意见进行有效质证，可围绕以下方面进行重点审查： <ol class=" list-paddingleft-2"><li>鉴定人资质与鉴定范围审查：审查鉴定机构及鉴定人是否具备法定资质，委托鉴定事项是否明确、具体，鉴定意见所涉内容是否严格限定在委托范围之内，是否存在超越委托权限或以鉴定意见替代法律判断的情形； </li><li>鉴定检材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审查：审查鉴定所依据的检材来源是否合法、内容是否完整、是否与原始数据保持一致。若检材在流转、保管或送检环节存在被篡改、混淆或替换的合理怀疑，则基于该检材形成的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基础将受到影响，其证明力亦随之削弱； </li><li>鉴定方法的科学性审查：审查鉴定所采用的技术方法是否符合相关行业标准或技术规范。在非公知性鉴定中，尤应关注查新范围是否全面覆盖相关技术领域、检索关键词及检索式设定是否科学合理、中外文数据库及文献来源是否充分，以综合判断鉴定结论的技术依据是否可靠； </li><li>申请鉴定人出庭：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围绕鉴定依据、技术逻辑及结论推导过程进行针对性发问。</li></ol> 此外，律师还可以通过提交公开出版物、行业标准、专利文献等公开资料，证明涉案技术信息已在公共领域披露，不具备非公知性；邀请所属领域具有公信力的技术专家出庭作证，就涉案信息属于行业常规技术手段、无需付出实质性努力即可获得等问题出具专业意见；若涉诉技术信息所依附的产品已在市场上公开销售，且相关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所属领域人员通过观察、常规拆卸或基本测量即可直接获得，则可据此主张该技术信息因“使用公开”而不具备非公知性。 （二）同一性认定 笔者在<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XSE9Inmvp9hurHRfU5xXA">《数字经济背景下商业秘密刑事犯罪中的同一性认定问题探讨》</a>[2]一文中，对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同一性的认定进行了分析，并与专利侵权中的相同或等同侵权认定、商标犯罪中的相同商标判定、著作权犯罪中的实质性相似判断进行了系统辨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非直接复制或简单套用权利人商业秘密，而是有所改进乃至整合创新，并结合自身积累的专业知识、技能进行改进时，应当在商业秘密保护与人才合理流动之间寻求平衡，审慎认定同一性。 针对离职员工“改进型使用”的情形，辩护应聚焦于区分“整体相同”与“局部相同”，并主张剔除被告人自主创新的贡献内容。行为人在新单位使用的技术方案往往融入其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智力成果，可能包含新的技术方案或优于原权利人的改进。律师应强调，不能因部分技术信息相似即认定整体具有同一性，如果行为人对技术进行了实质性改进，且该改进使得整体技术方案在架构、核心步骤或技术效果上与权利人方案已形成实质性差异，则不应认定具有同一性。尤其是当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行为人自主创新的技术成果时，必须严格区分“局部相同”与“实质相同”。 （三）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 笔者在<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xTXr2moI9IjsicLN9K0lyw">《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员工离职引发的商业秘密刑事犯罪研究》</a>[3]一文中对员工离职创业以及跳槽至新单位场景下的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单位犯罪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追责范围、处罚力度存在本质区别：单位犯罪仅追责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普通参与员工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自然人共同犯罪需追责所有参与侵权、分工协作的涉案员工，追责范围更广、涉案人员处罚更重。在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律师应当基于所代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件中所处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精准分析本案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从而确定最为有利的辩护策略。 律师应首先审查涉案主体是否具备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重点关注新单位是否依法设立、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若侵权行为确系经新单位股东会、董事会等决策机构依章程决议批准，侵权收益亦归入单位账户并用于生产经营，此时，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仅限于单位本身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即参与决策的少数核心人员）、其他责任人员，而对于单位内部仅系执行工作安排、完成本职任务的普通员工，因其主观上缺乏犯罪故意，客观上亦未参与决策，不应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辩护路径有助于将众多普通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从刑事追诉程序中解脱出来。 反之，若新单位在设立时具有合法的经营目的，主营业务范围明确，则律师应当从保护合法市场主体的角度出发，论证该单位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与注意义务，在此情形下，不应将员工个人的犯罪行为归责于单位，从而避免单位因个别员工的不法行为而面临刑事追诉乃至被判处巨额罚金，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因此陷入困境。 （四）犯罪数额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入罪标准之一为造成权利人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达到三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的认定也直接关系到量刑轻重。因此，犯罪数额既是开展无罪辩护的有力切入点，也是在罪名无法推翻时争取从宽处理、开展罪轻辩护的核心策略。 1.常规应对 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多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评估报告以支撑犯罪数额指控。律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类报告的证明力进行质证：（1）评估人员是否具备相应专业能力与从业经验；（2）评估的时间和范围是否恰当，若评估时将商业秘密公开后权利人继续投入的研发成本计入损失，应予剔除；（3）评估报告是否将非涉案产品、非涉案技术的收入纳入了计算基数，律师应主张将与本案无关的硬件收入、不涉及本案商业秘密的产品收入等予以剔除；（4）对于权利人所主张恢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他系统安全而支出的补救费用，也要审查该等费用支出是否确由本案涉案行为所引发，与涉案商业秘密被侵害之间是否具备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不相关、不必要的费用应依法予以剔除。 2.区分“侵权型”与“违约型” 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在行为方式上可区分为“侵权型”与“违约型”两类：“侵权型”主要指行为人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即使后续未进一步使用商业秘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也可能构成犯罪；“违约型”则指行为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 笔者在<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8vjKuRZQEt3DfTmvDChGDw">《精准量化全链追责：知识产权刑事司法新规背景下的商业秘密疑难问题探讨》</a>[4]一文中对侵权型与违约型犯罪的区分进行了详细分析，二者的本质区别，不在于行为人的身份是否属于内部或外部人员，而在于其获取商业秘密的初始途径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础。若行为人系在职务范围内合法正当接触并获取商业秘密，离职后违约擅自使用或披露的，应认定为“违约型”犯罪。对不属于行为人职务范围内合法、正当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应认定为“侵权型”犯罪。在前文分析的20件典型案例“张某等侵犯海某公司芯片技术商业秘密案”中，首犯张某原系海某公司开发部门负责人，离职后通过高薪诱使在职员工，通过浏览、下载、摘抄、截屏等方式为外部人员非法提供商业秘密，属于结伙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海某公司的商业秘密，被认定为“侵权型”犯罪。 根据《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5）》，对于“侵权型”犯罪，可以按照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计算损失，犯罪数额极易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加重门槛。而“违约型”犯罪的损失数额则应依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确定。因此，二者定性差异将直接决定犯罪数额的认定以及后续量刑：若行为定性为“违约型”，即可有效否定控方适用“合理许可使用费”的指控，并争取更有利的损失数额计算方式。 3.技术贡献率适用 笔者在<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TfUemXSyrUa-uBty3Qk62g">《基于技术贡献率视角的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应对》</a>[5]一文中提出：商业秘密的权利属性决定了在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应当考量技术贡献率，适用技术贡献率既是商业秘密刑事证据规则的必然要求，亦具有通过鉴定机构予以评估的可操作性。 然而，在前文分析的20件典型案例中，尚无案件适用技术贡献率。若在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完全不考虑技术贡献率，而直接以侵权产品的整体销售数额计算涉案金额，将使犯罪嫌疑人承担与其实际罪责不相称的过重责任，有违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基于此，律师应当在案件中积极推动办案机关委托鉴定机构对技术贡献率进行评估。若能证明被告人所使用的技术并非涉案产品中的核心技术或核心商业秘密部分，而仅属于技术体系中的次要或辅助部分，或者涉案技术仅为公开技术的有限延伸，则可据此主张适用技术贡献率，以合理降低犯罪数额的认定，进而在侦查阶段争取不予入罪、在审查起诉阶段争取不起诉、在审判阶段争取无罪或罪轻的裁判结果。 三、罪轻还是罪重：聚焦犯罪情节的辩护 在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犯罪数额是界定罪与非罪、区分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划定量刑档次的核心依据，犯罪情节则是法官裁量刑罚、适用从宽处罚规则的重要参考，二者共同决定案件最终的定罪量刑结果，是罪轻辩护的核心突破口。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辩护工作应精准聚焦犯罪情节展开精细化辩护。 （一）审查是否具有法定从宽情节 律师可以逐项核查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如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依法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结合案件事实、证据情况及被告人悔罪表现，与检察机关充分沟通量刑建议。同时，可以积极推动退赔退赃，争取与权利人和解或取得谅解，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力求在法定幅度内获得最大限度的从宽处理。前文分析的20件典型案例“郭某侵犯商业秘密案”中，法院在判决时，不仅考虑了被告人郭某的犯罪情节，还综合考虑了其“积极赔偿被害单位损失并取得谅解”这一酌定从宽情节，最终对其适用了缓刑。 （二）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严格区分各被告人的角色分工与作用大小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应严格区分各被告人的角色分工与作用大小。前文分析的20件典型案例中“张某等侵犯海某公司芯片技术商业秘密案”和“襄阳孙某、杨某、田某侵犯商业秘密案”均体现这一点。律师需要关注：被告人是犯罪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还是仅系被招募参与的执行层人员；其参与犯罪的程度是全程预谋、积极实施，还是被动参与、辅助配合；其在犯罪利益分配中是否实际获利或获利较少。对于处于执行层面、发挥作用有限、主观恶性较浅的被招募人员，应依法积极争取“从犯”认定，充分运用刑法关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力求为被告人争取较轻的刑罚。对于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的被告人，应综合其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且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要素，积极提出缓刑辩护意见，争取非监禁刑的判决结果。 结语：攻守之道，平衡为要 商业秘密刑事辩护的“攻守之道”，本质上是一场法律与技术的复合型博弈。当前商业秘密刑事司法日趋规范化、精细化，对律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既需要扎实的刑事法律功底，也需要精准的技术事实研判能力。在这个商业秘密“强保护”的时代，唯有紧扣最新裁判趋势、兼顾法律逻辑与技术事实、构建体系化辩护策略，才能在复杂的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找到真正的“破局点”。 [注][1]https://mp.weixin.qq.com/s/IJYxL_fuqYH9JRhue1FH6Q[2]https://mp.weixin.qq.com/s/-XSE9Inmvp9hurHRfU5xXA[3]https://mp.weixin.qq.com/s/xTXr2moI9IjsicLN9K0lyw[4]https://mp.weixin.qq.com/s/8vjKuRZQEt3DfTmvDChGDw[5]https://mp.weixin.qq.com/s/TfUemXSyrUa-uBty3Qk62g

2026/8/17

证券犯罪刑事责任确定的实务分析——以上市公司违规信披罪为视角

<blockquote>本文结合实务案例，论述证券犯罪行刑衔接背景下刑事责任认定问题；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为视角，厘清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边界，界定各类主体归责标准，并提出刑事风险防控与刑事辩护要点。</blockquote>前言 随着证券违法行刑衔接机制不断深化，“应移尽移”政策下，证券监管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日趋规范化，大量经证监部门调查处理的信息披露违法案件，在涉嫌犯罪情形下由行政调查转入刑事司法程序。 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相互独立，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对刑事裁判不具有预决效力。基于两套程序在归责逻辑、证明标准、追责尺度上的本质差异，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行刑认定结果双向错位现象：已经受到行政处罚的主体未必被刑事追诉，而未被行政处罚的主体，也有可能直接进入刑事诉讼被追究刑事责任。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作为资本市场高发的证券犯罪，是行刑衔接冲突最为集中的罪名。结合笔者团队近期经办案例，本文以此罪为视角，从程序独立、主体认定、风险应对三个层面，厘清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的边界，为相关主体的风险防控与合规建设提供参考。 一、刑事责任认定独立于行政调查结论 笔者团队近期办理一起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引发信披违规被行政处罚后，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随着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和检察院补侦要求的不断深入，新证据、新事实的浮现，使行政调查认定的事项得到进一步扩大，涉案人员的追责范围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该个案折射出一项核心规则：行政监管机关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公安机关将围绕事实认定、涉案人员确定等维度展开独立侦查工作，并不当然承袭行政机关认定的违法事实。该规则在事实认定、证据收集、人员范围三个维度都有所体现。 （一）事实认定方面，刑事侦查范围不限于行政处罚认定的违法事实 刑事立案后，侦查范围不受行政处罚认定事实的限制。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两类突破行政处罚认定事实范围的情形，导致刑事法律风险外溢。 第一类是发现同一罪名项下的新增事实。以该上市公司违规信披案为例，公安机关在监管机关已认定的信披违法事实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侦查范围，对其他业务的真实性同步开展核查。 第二类是发现其他罪名相关的事实。以某海洋食品上市公司违规信披案为例，监管机关最初移送的是信披违法案件，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发现诈骗、串通投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其他犯罪线索，最终实际控制人吴某某被以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诈骗罪、串通投标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四罪并罚，体现了刑事侦查的独立性与全面性。 因此，行政认定的事实，只是刑事侦查的起点而非终局结论。评估个案刑事风险，不能局限于行政处罚文书载明的事实，还应当充分考量刑事侦查可能拓展的事实范围与追责力度。 （二）证据收集方面，刑事证据证明标准更为严苛，取证手段更具强制性 刑事追责对证据证明标准的要求，远高于行政处罚。行政案件采用“明显优势证明标准”，刑事案件则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前述区别决定了刑事侦查的取证深度、完备性要求远高于行政调查。 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二者也存在显著差异。行政案件中实行过错推定，行为人需要承担已勤勉尽责的举证责任，如无法提供有效履职证据，将面临行政处罚。如康得新案中，监事吴某在行政调查中提供了大量客观证据证明其已勤勉尽职，最终监管认定其对案涉信息披露违法事项已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不予行政处罚；其他董事、监事等人则因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勤勉尽责,最终被处以行政处罚。刑事案件中遵循无罪推定原则，由侦查机关负责搜集固定证据、检察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控方证据达不到定罪标准的，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在行刑证据衔接方面，行政调查阶段收集的物证、电子数据、书证等客观证据，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合法的，可作为刑事定案依据。但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言词证据不能自动转化，需由公安机关重新收集固定，但这并不代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只着眼于收集言词证据。 鉴于客观证据证明力优于言词证据，为满足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公安机关会高度重视客观证据调取。行政执法环节，往往不会完整提取涉案人员手机全部电子数据，而刑事侦查中会对手机数据进行全面提取、恢复，取证深度差异直接影响了案件事实的查明广度与精度。 除此之外，刑事侦查手段相较于行政调查手段更具强制性。公安机关可以采取搜查、扣押、技术侦查、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侦查深度和广度远超行政调查。康美药业案中，公安机关通过穿透追踪资金流向、梳理完整银行流水、提取海量电子数据，查实虚增货币资金高达886.81亿元，该犯罪数额远超行政调查阶段初步认定的规模，也直观体现了刑事程序能够还原更加完整复杂的案件事实这一特点。 （三）人员范围方面，刑事追责范围与行政处罚范围不完全一致 近年来，证券监管行政处罚的人员范围逐步跳出“仅追究董监高”的惯性思维，追责逻辑从“身份导向”转向“实质参与导向”，与刑事追责理念逐渐趋同。但行刑两类程序的追责人员范围依然不会完全重合。 在上海首例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入刑案中，行政处罚仅针对董监高等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实际参与造假行为的中层财务经理秦某某未予以行政处罚，但在后续的刑事调查和判决中，法院最终将秦某某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追责，突破了该类案件中刑事追责早期“仅追究董监高”的惯性思维。 当前，刑事司法确立了既“追首恶”又“惩帮凶”的追责逻辑——除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等“关键少数”外，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提供虚假凭证资料的执行人员也被纳入追责范围。如金通灵案中，司法机关除追究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等“关键少数”的刑事责任外，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也同样被追责。 近年来，证券行政处罚追责范围同样呈现扩张趋势。中国证监会2025年2月21日发布的第一批指导性案例2号：“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某等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的处罚要旨中，明确“对于不具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人员,有证据证明其知悉、参与实施违法行为,与违法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的,应当视情形认定行政责任。”这意味着，即便不是董监高，只要知悉并参与违法行为，同样可能被行政处罚。 即便行政和刑事程序中均采用“实质大于形式”标准，追责人员范围仍存在天然分野，根源在于归责原则截然不同。行政违法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无需监管机构直接证明行为人存在主观故意，若行为人未参与、事前不知悉造假行为，但无法举证证明自身已全面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即可推定其存在过失并予以处罚，执法实践中，独立董事、监事、普通高管多基于该规则被追责。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是故意犯罪，成立本罪必须同时满足两项要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或依据客观事实推定应当明知财务造假事实；二是实际参与策划、组织、实施虚假信息披露行为，行为与危害结果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二、刑事责任主体的界定与追责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所涉及的人员往往层级多、链条长，刑事追责层级范围并不局限于董监高人员。司法实践中，确立了分层分类处理原则，结合涉案人员身份和实际作用，以实现准确追责与防止打击面过宽。 （一）“关键少数”的刑事追责 “关键少数”，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以及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其中，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实务中并不以是否直接持股、是否在公司任职为要件，而采用“穿透式”实质认定，一般有以下三种认定路径：（1）通过投资关系支配公司。常见形式为通过信托产品、资管计划等金融产品持有控股权——此时需穿透审查金融产品的实际出资人及表决权指令来源，名义持有人（受托管理人）不当然等于实际控制人。（2）通过协议支配公司。一般是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表决权委托协议等方式享有优势表决权；也包括其他股东作出表决权放弃承诺从而形成相对控制的安排。需注意的是，协议安排的稳定性和不可撤销性是认定“支配”的关键——对于临时性、可随时撤销的表决权委托，监管和司法实践通常不认定为形成控制权。（3）通过其他安排支配公司。刑事实务中尤为常见的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基于亲属等特殊关系形成的控制，如夫妻、父子共同控制下，登记股东仅为家庭成员“代位”持股或任职；二是长期任职形成的事实控制，如行为人虽卸任董事长职务，但仍通过要求公司报送日常经营报表、参加重要会议、指示审批、代表公司对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方式持续主导公司重大事项。 司法实践中，针对“关键少数”确立了两条追责路径，择一即可入罪。具体而言：一是实施或组织实施财务造假行为，主导虚假信息披露的策划与执行。二是签字确认明知虚假的信息披露文件，不要求行为人参与财务造假的具体环节，只要有证据证明，其明知信息披露文件虚假仍签字同意披露，即可追究其刑责。 对于主观明知的认定，实务中往往结合责任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决策权、具体管理职责等方面综合判断。如参与造假会议、审批伪造凭证等行为，均可作为推定其主观明知的重要事实依据。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0年3月25日发布的检例第66号案例中，余某妮辩解其对循环转账形成虚假收入不知情，但法院通过审核进账单形成时间、资金流向、同案犯指证等，推定其知情并予以追责。 笔者团队近期经办的两起信披案件中，两家上市公司的实控人在行政处罚阶段，都独自承担了相关指挥和策划责任，侦查机关侦查后，公司的其他董监高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另一起信披案件中，因公司实控人、董监高都声称对信披问题并不知情，导致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及直管的董事都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如某海洋食品上市公司违规信披案中，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副总裁孙某某、董事和常务副总裁梁某，二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造假，但因明知财务报告虚假仍然签字并同意披露，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 （二）中层及执行人员的刑事追责 对于公司、企业体系内的中层负责人员或者具体工作人员，主要根据其在整个财务造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认定是否应当追究刑责。如在财务造假行为中负有部分组织责任或者积极参与起较大作用的，一般会被追责；而如仅受单位领导指派或者奉命参与实施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作用不大的，一般不会被纳入追责范围。上海首例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入刑案中，公司财务经理秦某华并非高管，也没有被处以行政处罚，但因其依据虚假数据编制公司三季度财务报表这一行为，被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违规披露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外部人员的刑事追责 对于不在公司任职的外部人员，如参与财务造假或配合公司实施财务造假行为，仍可能被追究刑责。雅百特财务造假案中，除追究雅百特董事长陆某的刑责外，还对未在公司任职的李某某予以追责。其核心裁判思路是：不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公司董监高身份或内部任职为认定标准，而是以其在整个犯罪事实中的实质地位、作用及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为核心依据。这意味着，刑事追责的边界已经突破了“身份”的限制——只要实质参与了造假行为并起了较大作用，无论是否在公司任职，都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三、行刑衔接背景下的刑事抗辩 （一）刑事风险第一道防线：行政调查阶段 证券案件中，行政处罚虽非刑事追责的前置程序，但实务中大部分案件是先经行政处罚后再进入刑事程序。行政调查阶段形成的事实认定报告、证据材料、当事人陈述申辩记录，通常会移送公安机关作为刑事立案的基础线索。 因此，行政阶段的应对，不能仅仅着眼于减轻、免除行政处罚，还应当结合刑事归责要件，同步做好刑事风险隔离。 行政调查阶段的应对，首先需要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区分监管机关处罚的核心事由：是基于“未勤勉尽责”的过失型违法，还是基于“组织、参与、配合财务造假”的故意型违法，再在此基础上确定申辩思路。 若仅基于履职疏漏、未尽核查义务，属于行政层面的过失，不满足违规披露罪“主观故意”的入罪要件，此时抗辩重点可围绕履职流程、核查记录、风险提示文件，提交已勤勉尽责的证据。如基于组织、参与、配合财务造假，在行政听证、陈述申辩全过程中，要有意识固定能够证明“事前不知情、事中提出异议、无共谋合意”的客观书证：包括向子公司或管理层出具的财务风险问询函；董事会会议上对异常数据的书面保留意见；向审计机构同步反馈疑点的沟通记录；与实控人、财务负责人的微信/邮件原始记录等。这些材料在行政阶段未必能免责，却可能是降低刑事法律风险的关键。 （二）刑事风险第二道防线：刑事侦查阶段 进入刑事程序后，抗辩工作不能简单套用行政申辩逻辑，必须立足于刑事追责的边界，在准确判断案件基本面的基础上确定辩护思路，同时根据案件进程动态调整策略，聚焦核心争议点开展针对性抗辩。 刑事辩护的核心前提，是准确掌握控方指控逻辑。但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无法通过阅卷直接掌握指控逻辑，因此该阶段的首要工作是多渠道获取案件信息：例如可通过和公司人员沟通案件背景、查阅行政处罚案卷材料、会见当事人了解公安机关讯问重点等方式，研判控方初步指控逻辑，进而确定阶段性辩护方向。在明确控方逻辑后，需及时收集并提交直接、有利的客观证据，因此该阶段的取证工作至关重要。 同时，辩护律师会见过程中需向当事人明确刑事归责边界与其合法权利，指导其规范应对讯问，防范被诱供、骗供，避免形成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笔录。笔者团队此前办理的案件中，部分当事人为了避免和讯问人员产生冲突对立，对于讯问笔录中未全面、如实记载的内容没有修改就直接签字确认，最终笔录中与客观事实相悖的表述，成为控方指控当事人的关键不利证据，对后续辩护形成巨大障碍。 （三）刑事风险第三道防线：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 案件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后，辩护律师可阅卷掌握全案证据，据此准确判断控方逻辑。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电子数据取证常态化，电脑、服务器提取的聊天记录、邮件、业务系统日志等电子数据，往往成为认定主观明知、参与实施造假行为的核心证据。相应地，辩护律师应高度重视电子证据的查阅、核对，完整复制相关电子数据，从中挖掘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 根据笔者团队办案经验，阅卷后往往会发现，案件事实较侦查阶段了解的情况存在较大出入，出现新的不利客观证据的概率较高。因此，阅卷后需第一时间与当事人核对证据材料，结合全案证据客观评估案件基本面，协助当事人确定辩护方向：是开展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或是选择认罪认罚并进行量刑协商，在确定辩护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辩护工作，以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 当然，辩护方向确定后，在审查起诉阶段仍需要结合案件进展动态调整。例如笔者团队此前办理的一起上市公司实控人涉嫌违规信披案中，审查起诉前期确定了无罪辩护方向，后续随着案件补充侦查、与检察官多轮沟通交换意见后，最终选择认罪认罚获得较低的量刑建议，当事人在庭审结束后不久即获释。 （四）刑事风险第四道防线：法院审理阶段 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工作的基础上，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往往已经非常明确，辩护重点从说服检察官转向说服法官。法院审理阶段除了围绕主观故意、分层分类处理规则展开辩护以外，量刑辩护也是重点内容之一。 在笔者团队经办的一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涉嫌违规信披案件中，控辩双方争议焦点，集中在实际控制人对违规信披事项是否“明知”。刑事诉讼中的明知，既包括行为人直接承认的“明知”，还包括通过客观事实推定其“应知”。因此，刑事个案中的抗辩事由主要聚焦于“应知”的推定能否成立。 一方面，对于明知的事项，刑法适用“不知法者不免责”归责，亦即只要有证据证明实际控制人知道客观违法事实即可，不要求其清楚知晓法律对该行为的评价。因刑事归责只考察行为人对客观事实的认知，不要求行为人对行为刑事违法性有认识，该辩解无法阻却犯罪故意。在笔者团队经办的另一起上市公司的违规信披案中，实际控制人辩解自己虽然知道财务处理上存在跨期确认，但对应的交易本身真实发生，所以并不知道该行为涉嫌犯罪。 另一方面，对于“应知”的推定，除了针对在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展开抗辩外，更关键的是收集、提交能够证明实际控制人无法明知的相关证据，例如实际控制人决策范围和审批流程、财务报告审议会议记录、与审计机构的往来邮件和会议记录等客观证据，以此证明行为人客观上不具备知晓造假事实的条件，推翻控方推定逻辑。 除主观方面的抗辩外，抗辩工作还应紧扣分层分类处理原则，围绕行为人在造假链条中的身份、职责与实际作用，展开责任边界的个体化抗辩。例如对于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执行层面人员，可围绕是否已尽注意义务、是否受指使、对虚假数据的明知程度、是否具有拒绝执行的现实可能等方面展开抗辩，防止以职务身份代替行为归责。 在量刑辩护方面，在个案中需考虑以下三重因素的影响：（1）准确甄别新旧法律适用。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本罪法定最高刑期提升至十年有期徒刑，同时取消原20万元罚金上限，改为无限额罚金制。司法实践中，新法实施后发生的信披违规案件，整体处罚尺度明显趋严，缓刑适用空间相较旧法时期有所压缩，罚金判罚力度显著加大。不过行为人已经缴纳的行政罚款，依法可以在刑事罚金刑中予以折抵。（2）结合个案量刑情节综合考量，重点围绕造假金额、违规行为持续时间、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规模、投资者补偿落实情况等开展量刑辩护。（3）充分关注地区司法裁判尺度差异。不同地域司法机关对于本罪缓刑适用、罚金裁量的裁判尺度存在客观差异，例如北京地区对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的缓刑适用把控严格；而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地区，在行为人积极补救损失、完善公司治理的前提下，同等情形下缓刑适用比例相对更高。 整体而言，刑事阶段的辩护，并非单一维度的无罪或罪轻之辩；辩护思路需要动态调整；案件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如何精准应对各类变数，是对辩护律师专业能力与实务经验的核心考验。 四、刑事风险的源头防范-合规建设与风险处置 防范上市公司证券犯罪刑事风险，核心在于构建常态化合规体系，实现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处置的全流程覆盖。 在制度层面，其一，细化信息披露、财务核算、关联交易、资金占用专项内控制度，明确董监高、财务、子公司负责人的核查权限、书面留痕义务，区分各岗位决策与执行边界，避免权责模糊引发“推定过错”。其二，强化对子公司、并购标的的穿透式管控。长方集团案中明确，母公司对子公司财务核查失效，直接构成认定母公司高管未勤勉尽责的核心依据，极易触发行政调查，进一步衍生刑事风险。因此合规制度需强制要求每季度调取子公司完整财务底稿、派驻财务监督人员、定期第三方专项审计，留存母子公司核查沟通记录，避免因子公司单独造假牵连母公司“关键少数”。此外，还应当关注对境外子公司的监管。青岛中程案中，因境外子公司重大诉讼迟披6个月和境外项目造假，公司退市后仍被证监会罚款750万元，8名责任人合计被罚1310万元。 在人员层面，加强对董监高及核心岗位人员的合规培训，强化其法律意识与责任意识，明确违规披露的法律后果，引导相关人员依法履职、勤勉尽责。 在风险处置层面，设立内部合规风险处置流程，一旦内审、财务、审计机构发现虚增收入、资金占用、隐瞒担保等重大信披违法违规事项隐患，立即启动三步处置：第一，固定全部财务原始数据、沟通记录、异议文件；第二，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联合出具风险核查报告，督促公司及时更正披露；第三，若已存在违规事实，主动向监管机关报备整改方案，及时挽回投资者损失。完整的应急处置记录，既能在行政调查中证明公司主动纠错、相关人员无隐瞒故意，也能在案件进入刑事程序后，作为行为人主观无恶性、危害后果显著降低的从宽量刑证据，形成事前预防、事中止损、事后抗辩的完整风险防控闭环。 结语 上市公司证券犯罪的刑事归责，是当前资本市场各参与主体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厘清刑事司法与行政调查的制度边界，准确把握不同主体的刑事归责标准，既有利于司法机关精准惩治证券犯罪，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也能为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的风险防控提供清晰指引。在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相关主体应树立合规意识，完善合规体系，从源头防范证券犯罪刑事风险，助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026/8/17

《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草案）》六大亮点解读

<blockquote>《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草案）》对现行规则作出系统性调整，进一步强化国家出资企业全过程监管。本文从六大主要方面梳理修法亮点，并分析其对国企治理、经营决策、风险控制、责任追究和资本退出等实务环节的影响，为国企完善治理与合规机制提供参考。</blockquote>前言 2026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首次审议，并于4月30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现行《企业国有资产法》自2009年施行以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草案》在现行法基础上修改71条、新增32条，形成九章109条的制度框架。 如果只看条文数量，这次修法像是一次“大扩容”；但从制度逻辑看，其更重要的变化在于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正在由对个别重大事项的审批和防损，进一步转向覆盖公司治理、经营决策、风险控制、责任追究和资本退出的全过程管理。合规、内控、采购、关联交易、参股投资、境外经营等以往主要散见于监管规章和政策文件中的要求，开始被纳入统一的法律框架；与此同时，《修订草案》又通过尽职免责制度，为正常商业风险与违法失职行为划定边界。 需要先说明的是，本文所称“亮点”，并不意味着相关制度此前完全不存在。合规管理、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采购管理、产权交易和参股管理等事项，此前已经由部门规章、国资监管文件和企业内部制度作出不同程度的规范。此次修法的关键意义，是把长期改革实践中相对成熟的制度安排纳入企业国有资产基本法律，并通过主体、程序、责任和法律后果的衔接，形成更完整的制度闭环。本文拟选取六项与企业经营管理关系最为密切的制度变化予以解读，以供参考。 亮点一：合规管理入法：国企合规从“软要求”变成“硬约束” 《修订草案》第二十八条明确，国家出资企业应当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和廉洁风险防控。合规管理由此不再只是国资监管政策、部门规章或企业内部制度中的管理事项，而是被直接写入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 第二十八条国家出资企业应当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加强廉洁风险防控。国家出资企业应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建立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近年来，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已经普遍推进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相关监管制度本身也具有约束力。从制度沿革看，国务院国资委2022年公布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已经要求中央企业将合规审查作为经营管理流程的必经程序，明确党委（党组）、董事会、经理层和首席合规官等主体的职责。《修订草案》在此基础上将“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写入法律并非简单重复，而是规范位阶和适用范围的变化：一方面，法律义务的主体表述为“国家出资企业”，覆盖面不限于中央企业；另一方面，合规管理与国有资产损失责任、管理人员履职义务及交易制度相互连接，合规失效可能成为评价企业和管理人员是否尽职的重要因素。 这种变化还体现在多个具体经营场景中。《修订草案》要求国家出资企业加强债务管理，重大债务风险及时向出资人报告；要求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建立采购和供应链管理制度，对采购活动实施全流程管理并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对于境外经营投资，则强调依法合规、尊重当地习俗和文化传统、维护国家形象，并不得从事损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活动。合规管理由原则性要求向债务、采购、信息、境外经营等重点领域延伸。 第二十九条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建立健全财务制度，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设置会计账簿，进行会计核算，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出资人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信息、会计资料，准确反映经营业绩。国家出资企业应当加强债务管理，防控债务风险，重大债务风险应当及时向出资人报告。第三十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采购货物、服务和工程应当坚持公平竞争、合规透明、降本增效、绿色发展原则，建立健全采购和供应链管理制度，加强对采购活动的全流程管理，保障采购活动规范有序，提升采购质量和效益。第三十二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真实准确公开有关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公开信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依法不予公开。第三十三条国家出资企业在境外经营投资应当依法合规，尊重当地习俗和文化传统，维护国家形象，不得从事损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活动。 亮点二：强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责任，忠实勤勉义务清单化 《修订草案》第四十五条使用“国家出资企业管理人员”这一概念，并根据企业股权性质划定不同人员范围。在国有独资公司中，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被纳入；在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中，《修订草案》则重点覆盖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提名的相应人员。该适用人员范围与相应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控制程度、人员提名关系紧密衔接对应。 第四十五条本法所称国家出资企业管理人员是指：（一）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中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提名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三）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中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提名的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需要注意的是，第四十五条解决的是谁被纳入本法“国家出资企业管理人员”，从而需要遵守的国资特别监管和责任体系；上述被纳入的人员，以及未被该条涵盖的公司董监高等人员，仍需要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劳动或聘任关系履行忠实勤勉义务，承担相应责任。对于相关企业而言，应当全面梳理董监高人员在国资监管和一般公司法等法律要求下的履职要求，避免遗漏。 第四十九条确立管理人员对企业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不得超越职权或者违反程序决定重大事项；第五十条则以清单方式列举禁止行为，具体请见以下： 第五十条国家出资企业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取得其他非法收入和不当利益；（二）将他人与企业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三）侵占、挪用企业资产；（四）将企业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五）擅自披露企业秘密；（六）违反法律规定与本企业进行交易；（七）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企业的商业机会；（八）违反法律规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企业同类的业务；（九）在资产交易、企业改制等过程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平交易规则，将企业财产低价转让、低价折股，高价收购财产；（十）违反法律规定在采购活动中进行利益输送；（十一）不如实向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或者串通、唆使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出具虚假的资产评估、审计等报告；（十二）违反对企业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这一制度设计的重要意义，是把抽象的忠实勤勉义务转化为可识别、可调查、可追责的行为边界。就规范衔接而言，《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确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勤勉义务，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进一步规定侵占挪用、收受佣金、关联交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和同业经营等规则；《修订草案》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在此基础上，以本法界定的国家出资企业管理人员为特别规制对象，把超越职权或者违反程序决定重大事项、采购利益输送、不如实向中介机构提供资料以及串通、唆使中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国资管理场景明确纳入规制。管理人员是否履职，不再仅以企业最终是否发生损失为判断标准，还要审查其是否超越权限、是否违反程序以及是否如实向决策机构和中介机构提供信息等，审查标准更加清晰、具体。尤其是在资产交易、采购利益输送和串通中介机构等场景中，《修订草案》把实践中较为隐蔽的利益转移方式纳入了法律规制。 从条文结构看，第五十条主要是忠实义务的负面清单，而勤勉义务仍需要结合《修订草案》第四十九条、公司章程、岗位职责、授权制度和具体决策情境进行判断。因此，“清单化”并不意味着只要没有触犯十二项禁止行为就当然属于勤勉履职。对于重大投资、融资担保、并购重组、资产处置等履职事项，管理人员明知信息不足、风险信号明显而仍仓促决策，或者在权限、程序和风险审查方面存在严重缺失，仍可能被认定为违反勤勉义务。 另外，责任后果也相应强化。根据《修订草案》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违反忠实勤勉义务并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可能承担赔偿责任；违规所得可被追缴或者归企业所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能被免职并受到任职限制，特定严重情形下还将面临终身任职禁入。对企业而言，仅向管理人员发送一份义务告知书并不足够，还应当通过岗位权责清单、利益冲突申报、关联关系核查、回避机制、兼职审批、离职交接和责任追究制度，将上述要求落实到人员任职和履职全过程。 从责任体系看，国家出资企业董监高可能同时处于三套相互衔接、但性质并不相同的规则之下：第一层是《公司法》上的忠实勤勉义务及对公司的民事赔偿责任；第二层是《修订草案》第一百零三条至第一百零五条确立的国有资产损失赔偿、违规所得追缴、免职和任职禁入等特别的民事及行政责任；第三层是国资监管制度下的特别责任追究，例如2026年年初生效的《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追责实施办法》”），进一步从操作层面规范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问题的核查和责任认定，主要涉及相关行政责任及纪律处分。因此，同一经营投资事项可能同时触发公司法意义上的董事责任、企业国有资产法上的法定责任以及国资监管体系内的特别追责处理，不能以其中一种责任替代另外两种责任。 亮点三：尽职免责制度法定化：不是“不追责”，而是要求“证明自己尽职” 《修订草案》一方面强化责任追究，另一方面首次在法律层面系统规定尽职免责。第二十四条为管理人员设置了免责通道：管理人员执行职务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者其他不良后果，但不存在损害企业利益的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牟取私利，决策前已经充分获取信息，有合理理由认为决策符合企业最大利益，且决策程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司章程的，不予追究相应责任。管理人员事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挽回损失并消除或者显著降低不良影响的，还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四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国家出资企业管理人员尽职免责制度。国家出资企业管理人员执行职务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者其他不良后果，但不存在损害企业利益的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牟取私利，作出经营投资决策前已经充分获取信息，并有合理理由认为决策符合企业最大利益，且决策程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司章程的，不予追究相应责任。国家出资企业管理人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挽回企业国有资产损失并消除或者显著降低不良影响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这一制度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鼓励国企管理人员依法担当作为”之间建立平衡。长期以来，国企管理人员在重大投资、改革创新、科技研发、产业并购等高风险事项中，可能面临“干得越多、风险越大”的压力。如果责任认定过度结果导向，只要出现亏损就倒查问责，容易导致管理人员趋于保守，影响国企改革和市场化经营活力。修订草案通过尽职免责条款，给出了一个更合理的判断框架：是否追责，不应只看是否发生损失，而要看决策时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是否遵守程序、是否存在私利、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免责条件在文义上具有明显的累积性：（1）无损害企业利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2）未牟取私利；（3）决策前充分获取信息；（4）具有符合企业最大利益的合理判断；（5）程序合法合章，五个条件原则上缺一不可。这也说明，尽职免责保护的是在信息相对充分、程序正当且不存在利益冲突情况下作出的善意商业判断，而不是为越权决策、程序倒置或者事后补材料提供保护伞。 在操作层面，我们理解，可以把尽职证据分为四组：第一组是权限证据，包括授权清单、决策主体和回避情况；第二组是信息证据，包括尽调底稿、可研报告、财务数据和外部专业意见；第三组是判断证据，包括风险收益比较、替代方案、会议讨论及异议记录；第四组是执行和补救证据，包括投后监测、风险预警、止损方案和追偿措施。只有形成从“决策前—决策中—执行后”的连续材料，才能避免免责判断被单一结果所左右。 亮点四：审计委员会承接监督职能，董事会层面的内控合规责任加强 《修订草案》对国家出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规定是在《公司法》一般治理框架之上，围绕国有资本出资人权益、党的领导、董事会构成和监督责任作出的特别制度安排。 第三十九条国家出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首先确立适用关系，明确了制度定位。《公司法》仍然是国家出资企业组织和行为的一般法律依据；《修订草案》则基于企业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特殊性，对特定治理事项提出更高或者更具体的要求。在法律适用上，应当先适用《公司法》关于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审计委员会和董监高义务的一般规则；对于《修订草案》另有特别规定的事项，再适用企业国有资产法上的特别规则。 第一，党的领导纳入国家出资企业治理 第四十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发挥领导作用，研究讨论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企业的组织机构依法行使职权。 这一规定将党的领导纳入国家出资企业治理，体现的并非以党组织取代董事会、经理层，而是要求企业建立彼此衔接的治理机制。实务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明确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事项的范围、程序和效力，如何与董事会、经理层决策流程衔接，以及如何避免同一事项重复决策或者责任边界模糊。对重大经营投资事项，前置研究讨论、董事会依法决策和经理层组织执行应当形成连续而可追溯的程序链条，各治理主体仍需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独立承担责任。 第二，国有独资公司的股东权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依法行使 第四十二条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但法律规定的企业重大事项，应当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 相较于普通公司设置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多层结构，国有独资公司没有股东会，其股东会职权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行使。 《修订草案》第三十四条还要求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通过制定或者参与制定章程、派出股东代表、委派或者提名国有股权董事等方式，参照国家出资企业公司治理要求完善所出资企业治理结构，并控制所属企业数量和层级、增强股权结构透明度。由此可见，国家出资企业治理的对象不只包括母公司本级，也包括对下属企业治理的组织和监督责任。集团公司不能仅以下属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为由放弃治理责任。 第三，董事会构成被赋予更强的非执行性和独立判断要求 第四十三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过半数为不担任除董事外其他职务的董事。国家出资企业的董事应当忠实、勤勉履行职务，独立行使表决权。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为董事履行职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已经要求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过半数为外部董事；《修订草案》第四十三条是对该规则的沿袭和扩展：一是将适用范围由国有独资公司扩大至包含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二是以“不担任除董事外其他职务的董事”明确过半数董事会成员必须满足非执行性要求，三是同时强调国家出资企业董事独立行使表决权。这些特别要求旨在减少经理层成员与董事身份高度重合可能造成的内部控制失效，使董事会能够对经营层形成有效制衡和监督。 这里的“独立行使表决权”并不等同于上市公司制度中的“独立董事”概念，也不意味着国有股权董事可以脱离出资人职责要求任意表决。其核心在于董事即便由出资人机构委派或提名，进入公司后仍应依据法律、章程和公司整体利益作出判断，并对自己的表决行为负责。出资人要求、集团管控意图与董事法定职责之间如出现张力，应当通过合法的股东权行使、章程安排和报告机制解决，而不能以行政性指令替代董事会法定决策。 第四，审计委员会不是单纯的机构替换，而是国资监督进入董事会架构的重要接口 与《公司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一般规则，以及第一百七十六条关于国有独资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规定相比，《修订草案》第四十四条进一步明确了两项具有国企治理特色的安排：其一，规模较小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可以不设审计委员会，而设一名审计委员；其二，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时作出的决议，无须提交董事会审议。这不仅把监督机构的简化选择扩展至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通过免予董事会二次审议，强化了监督结论相对于被监督对象的独立性。 第四十四条的核心规定为： 第四十四条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由审计委员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监事会职权。规模较小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可以不设审计委员会，设一名审计委员，行使监事会职权。……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时，应当定期向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者股东会报告履职情况，重大事项应当及时报告。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为审计委员会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时作出的决议，无须提交董事会审议。 《修订草案》同时对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履职方式作出安排：除职工董事外，审计委员会成员应由不担任除董事外其他职务的董事担任；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时，应当定期向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者股东会报告履职情况，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其行使监事会职权时形成的决议，无须再提交董事会审议。这些规定意在避免监督职能被经理层影响，或者在提交董事会二次审议时被弱化。 从特别治理规则的角度看，审计委员会具有双重属性：在公司内部，它是董事会架构中的专门监督机构；在国有资本监督体系中，它又承担向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者股东会定期报告、重大事项及时报告的职责。因此，审计委员会不仅服务于财务报表审阅和内部审计，还应成为出资人监督、企业内部监督和外部专业监督之间的信息接口。其行使监事会职权时作出的决议无须提交董事会审议，也说明监督结论不能被被监督对象通过普通董事会议程重新修改。 对国企而言，治理结构调整不能止于把“监事会”三个字替换成“审计委员会”。更重要的是重新设计监督信息汇集、重大风险上报以及监督意见落实的流程机制。审计委员会与董事会、经理层、内部审计、财务、法务合规、纪检监察和外部审计机构之间，应当形成清晰的职责界面和工作流程。重大投资和并购、重大债务风险、资产评估、关联交易、采购舞弊、财务异常以及境外经营风险等事项，都应当设置直达审计委员会的报告路径，并赋予其调取资料、询问人员、委托专业机构和跟踪整改的必要条件。 从治理效果看，审计委员会承接监督职能，会进一步推动内控、风控和合规问题进入董事会层面的议程。外部律师在协助企业调整治理结构时，也不能只修改章程中的机构名称，还应同步完善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重大事项报告清单、信息报送时限、调查权限、回避制度以及与其他监督主体的协同机制。 总体而言，《修订草案》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四条构成了一组相互关联的国家出资企业治理特别规则：以《公司法》为一般基础，以党的领导为治理特征，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依法行使股东权为产权基础，以董事会非执行成员过半和董事独立表决为制衡要求，以审计委员会承接监督职能为监督接口。企业在修订章程时，应当避免逐条机械搬运，而应绘制党组织、出资人机构、股东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经理层的权责流程图，确保同一重大事项在“研究讨论—股东权行使—公司决策—执行监督—责任追究”各环节都有明确主体、法定依据和留痕要求。 亮点五：采购、关联交易和资产交易合规要求全面升级 《修订草案》对容易发生利益输送和国有资产流失的交易环节增设了更严格、更具操作性的规则。 首先，在采购管理方面，第三十条要求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采购货物、服务和工程时，坚持公平竞争、合规透明、降本增效和绿色发展原则，建立采购和供应链管理制度，并加强采购全流程管理。相较于只关注招标方式是否合法，全流程管理还意味着企业需要覆盖采购需求、寻源准入、采购方式选择、评审定标、合同履行、验收结算、供应商评价和异常线索处理等环节。前述第五十条又把采购活动中的利益输送列为管理人员禁止行为，使企业采购制度与个人责任之间形成直接连接。 第三十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采购货物、服务和工程应当坚持公平竞争、合规透明、降本增效、绿色发展原则，建立健全采购和供应链管理制度，加强对采购活动的全流程管理，保障采购活动规范有序，提升采购质量和效益。除依法应当采用招标方式外，可以采用询比、竞价、谈判、直接采购等方式确定供应商。 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应依据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判断；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可以采用询比、竞价、谈判或直接采购等方式，但采购方式的选择仍需符合企业制度、具有合理依据并完整留痕。2024年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规范中央企业采购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已经强调采购寻源、供应商、评审、合同履约等全链条管理，《修订草案》将这一管理方向进一步纳入法律制度。[1] 其次，在关联交易方面，《修订草案》第六十九条将关联方界定为国家出资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上述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其他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主体。第七十条除继续禁止无偿利益输送和不公平定价外，还明确不得违反公平竞争原则将交易对象限定为“关联方”，不得实施“导致或者可能导致国家出资企业被关联方侵占利益的交易”。 这一变化的重点是从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判断。过去，关联交易审查容易停留在工商登记、直接持股或者亲属关系层面，但实务中利益输送往往通过间接持股、代持、共同控制、顾问安排、交易依赖、特定商业机会安排等方式实现。修订草案使用“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关系”的表述，意味着企业需要更穿透地识别交易背后的实际利益关系。 第六十九条国家出资企业的关联方不得利用与国家出资企业之间的交易，谋取不当利益，损害国家出资企业利益。本法所称关联方，是指国家出资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上述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具有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关系的其他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第七十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不得无偿向关联方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以不公平的价格与关联方进行交易，不得违反公平竞争原则将交易对象限定为关联方，不得进行导致或者可能导致国家出资企业被关联方侵占利益的交易。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与其所出资企业进行交易，适用前款规定。第七十一条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公司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与关联方订立财产转让、借款的协议；(二)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三)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企业，或者向关联方投资。国有独资公司与其所出资企业进行交易，不得违反前款规定。 再次，在资产交易方面，《修订草案》第八十二条规定，关联方参与企业资产交易时，应与其他参与者处于平等地位，相关管理人员不得参与方案制定和组织实施，并应遵守回避规定。由此，采购、关联交易和资产交易虽然适用不同制度，但其监管逻辑日趋一致：穿透识别利益关系，以充分竞争确定价格，以程序留痕证明公允，以人员回避防止利益冲突。 第八十二条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可以与关联方开展的企业资产交易，关联方参与时，应当与其他参与者处于平等交易地位；相关国家出资企业管理人员不得参与交易方案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工作，并应当符合企业管理人员回避的有关规定。 亮点六：参股权益管理专节新增，“没有控制权”不再等于“没有管理责任” 参股投资长期是国有资产管理中的薄弱环节。由于不具有控制权，部分企业在完成出资后，既不持续跟踪经营情况，也不主动行使股东权利，容易出现“重投资、轻管理”“只持股、不履职”和低效无效参股长期沉淀等问题。《修订草案》在第五章增设“参股权益管理”专节，首次从法律层面对参股投资的投向、投后管理、质量评价和退出作出连续规定。 根据《修订草案》第八十四条至第八十七条，参股权益是指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持股比例不超过50%且不具有实际控制权的股权投资所形成的权益。参股投资应当服务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优化，与企业主要业务领域具有相关性，并重点投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资完成后，企业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派出股东代表，提名董事、监事等人员，定期了解参股企业经营业绩并防范财务风险；同时还应定期评估参股质量，对不符合战略方向、低效无效或者存在较大风险的参股，依法及时退出。 《修订草案》第八十四条中的“持股比例不超过50%”和“不具有实际控制权”是两个需要同时满足的条件。即使持股不超过50%，但通过协议安排、董事会席位或其他方式形成实际控制，原则上也不属于本节所称参股权益，而应该按照控股企业进行管理。反之，持股比例较低并不会当然降低管理要求，企业仍应根据投资金额、风险程度和战略重要性实施分类管理。 这些规定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国有股东可以没有控制权，但不能放弃与其股东身份相匹配的注意义务和管理责任。《修订草案》第一百零三条进一步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的股东代表、委派或者提名的国有股权董事未依法履职并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将依法受到处分。 这意味着参股管理责任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企业层面要建立参股投资管理体系，派出人员层面要依法、依章程履行股东代表或董事职责。企业不能把派出董事当作单纯的信息联络员，派出董事也不能只执行出资人指令而忽视其对所任职公司的董事义务。如何处理国有股东意志与董事依法独立履职之间的关系，应当通过指示事项边界、重大事项报告、利益冲突处理和履职评价制度加以细化。 这一制度安排与国务院国资委2023年印发的《国有企业参股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改革规〔2023〕41号）形成直接衔接。该办法已从突出主业、依法约定股东权利、派出人员履职、运行监测、参股质量评估和分类退出等方面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修订草案》第八十四条至第八十七条则将参股界定、战略投向、股东权利行使、质量评估和低效风险参股退出等核心要求提升至法律层面。因此，国企有必要建立参股投资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在投资前，应明确战略目的、预期收益、治理权利、信息权利和退出安排；在投资协议和公司章程中，应尽可能落实股东会权限、董监事提名、定期报告、财务查阅、重大事项否决或特别约定等权利；在投后阶段，应设置经营和财务监测指标、风险预警阈值以及派出人员履职评价机制；当参股企业偏离战略方向、持续低效或风险显著上升时，应及时启动增持、减持、重组或退出论证。领导人员不能再简单以“不是控股股东”或者“没有实际控制权”为由，对依法可以且应当行使的股东权利消极不作为。 结语 总体来看，《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草案）》带来的实务变革，绝非单纯新增监管条文，而是推动国有企业合规建设从浅层的“制度条文合规”，迈向深层次、体系化的“现代治理合规”。尽管法律尚未正式通过实施，建议国有企业提前对照六大方向完成制度自查、补齐治理短板。制定配套制度只是基础，关键在于将法定要求转化为可落地、可核查、可追溯、可免责的长效治理机制。唯有如此，企业方能在严守国有资产流失底线、鼓励经营管理者依法履职担当之间，找到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支点，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向统一。 [注][1]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中央企业采购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国资发改革规〔2024〕53号）。

2026/8/16

CBAM合规三部曲（二）丨碳边境税合规实务指引：申报流程与碳成本衔接抵扣路径

<blockquote>CBAM进入正式实施期后的首份年度申报针对2026年度进口商品，须于2027年9月30日前提交并完成证书清缴。本文将介绍CBAM申报的具体流程，并解读第三国碳价抵扣草案，厘清国内碳市场履约成本抵扣CBAM证书的实操路径。</blockquote>在本系列首篇，笔者梳理了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的制度框架与企业影响。本篇将转入实操层面，聚焦2026年CBAM正式实施后最受企业关注的两个问题：申报究竟怎么走，以及原产国已缴碳价能否抵扣、如何抵扣。本文先就申报流程与碳成本衔接机制作系统阐述，合同层面的风险分配与碳成本传导条款设计，将在后续篇章介绍。 一、正式期与过渡期：申报逻辑的根本转变 要理解2026年起CBAM正式实施期的申报流程，须先厘清正式期相较过渡期发生了哪些实质变化：<img src="https://imgproxy.citrusreader.com/SLT3Iv_5TNDaZCw9X521sRAUAF8sRj4fq5num2nf2i8/raw:1/aHR0cHM6Ly93d3cuemhvbmdsdW4uY29tL3VwbG9hZC9pbWFnZS8yMDI2MDgxNy8xNzg2OTU2NDA5MTc2MDQ5Mjc3LnBuZw" title="1786956409176049277.png" alt="1786956409176049277.png" width="800" height="325" style="width: 800px; height: 325px;"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点击可查看大图 上述五项变化中，尤须留意后三项对非欧盟生产商的传导效应。授权资质决定了货物能否清关，第三方核查决定了实际数据能否被采信，而罚则的大幅提升，则使进口商对数据准确性的要求变得空前严格。这些压力最终都会沿供应链传导至中国出口企业。 二、申报流程三步走 CBAM法定义务通常由欧盟进口商或其间接海关代表承担，但生产及排放数据主要由非欧盟生产商掌握。缺少实际值并不当然影响清关，申报人仍可使用缺省值，但可能增加证书成本，并引发调价或供应商替换风险。因此，理解并配合欧盟客户完成申报，是维持欧盟市场准入的重要环节。整个申报流程可归纳为以下三步： 第一步：确认授权CBAM申报人资格 正式期首先需要判断欧盟进口商的年度进口量是否达到50吨门槛。对于水泥、化肥、钢铁和铝产品，50吨门槛按照同一进口商在一个日历年度内进口的全部相关CN编码商品的累计净重计算。电力和氢不适用该门槛。此外，非欧盟主体作为进口商的，则须由欧盟境内的间接海关代表承担CBAM义务，无论进口量是否达到50吨。[1] 除适用50吨门槛豁免的情形外，自2026年起，只有取得“授权CBAM申报人”（Authorised CBAM Declarant）资格的欧盟进口商或其间接海关代表，方可进口CBAM商品，未取得相应资格可能导致货物无法正常办理进口。<img src="https://imgproxy.citrusreader.com/jECi7uQMxv3QEzT3x0K9S4JlwL3E64n6kM5bmZXRIlY/raw:1/aHR0cHM6Ly93d3cuemhvbmdsdW4uY29tL3VwbG9hZC9pbWFnZS8yMDI2MDgxNy8xNzg2OTU2MzkxNTg1MDM1OTAyLnBuZw" title="1786956391585035902.png" alt="1786956391585035902.png" width="800" height="378" style="width: 800px; height: 378px;"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点击可查看大图 其中，2026年3月31日前已在CBAM注册系统登记申请的进口商或间接海关代表，可以在主管机关作出决定前暂时继续进口。该日期之后，原则上应在进口前取得授权。[2] 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此步骤的实务要点在于主动核实欧盟客户是否已取得或正在申请该资质。中国出口商通常不是直接申报人，但应在订单阶段确认由哪个欧盟主体作为授权CBAM申报人，并核实其办理清关时使用的经济运营者注册和识别号码（Economic Operators Regist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number，简称“EORI号码”）及对应的CBAM账户号码。若客户未能取得，即便产品本身符合要求，出口货物仍可能因进口方无申报资格而受阻。这一核实工作，宜前置到订单谈判阶段。 第二步：核算并核查嵌入式排放 这是年度申报的核心环节，也是影响证书清缴数量的关键。排放核算须依照《（EU）2025/2547号实施条例》规定的方法，从生产设施、生产过程、系统边界及相关前体逐层确定商品的隐含排放，具体包括： <ul class=" list-paddingleft-2"><li>直接排放：生产过程中燃料燃烧、化学反应产生的排放，以及生产过程消耗的制热/制冷对应的排放（不论热的生产地点）；</li><li>间接排放：生产过程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li><li>前体排放：复杂商品中，作为投入的前体产品所隐含的碳排放，须逐级追溯累加。</li></ul> 数据质量方面，正式期的关键变化在于：自2026年起，实际排放数据必须经欧盟认可的独立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方可采信，过渡期内自行填报电子表格的做法不再被接受。截至2026年7月，欧盟成员国国家认可机构正在推进CBAM核查机构的认可工作。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信息，首批CBAM核查机构预计将于2026年9月左右获得认可资格。[3] 核查不仅针对排放数据本身，还包括对系统边界划定、前体排放归集、生产路线分配等方法学的评估，首次核查通常需要现场实地考察[4]。若企业无法提供经核查的实际数据，则强制适用欧盟缺省值。而如本系列首篇所述，缺省值按高排放国均值设定并逐年惩罚性上浮，通常显著高于真实水平。 拟使用实际值的中国生产企业，应建立MRV体系，持续记录燃料、原料、用电、可计量热、前体产品和产量等数据，并留存监测计划、排放报告、计算底稿及原始凭证。但是，从商业实际出发，并非所有产品都值得为获取实际排放数据而建立完整的MRV体系。企业可结合出口规模、客户稳定性、碳排放水平及核查成本，选择实际值或缺省值路径。 第三步：提交年度申报并缴回证书 申报内容：年度CBAM申报须包含进口CBAM商品数量、经核查的直接排放量、经核查的间接排放量（如适用）、原产国已有效支付的碳价（如适用），以及核查机构信息与核查报告编号。 申报与缴回时点：经2025年简化立法修订，年度申报截止日由原定的5月31日延后至次年9月30日，证书缴回同步适用该期限。据此，针对2026年进口商品的首次申报，须于2027年9月30日前完成。法律只规定最终期限，实务中出于有效进行项目管理的目的，企业可参考下表倒排：<img src="https://imgproxy.citrusreader.com/XwSZM-iFSEPqQz2Uq-ne_ZQ4ZLWQAAOWopDd-c-iZ5g/raw:1/aHR0cHM6Ly93d3cuemhvbmdsdW4uY29tL3VwbG9hZC9pbWFnZS8yMDI2MDgxNy8xNzg2OTU2MzcxMzQyMDY3MDg5LnBuZw" title="1786956371342067089.png" alt="1786956371342067089.png" width="800" height="316" style="width: 800px; height: 316px;"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点击可查看大图 证书购买节奏：对于中国出口企业而言，CBAM证书通常并非由其直接购买或清缴。证书购买义务原则上由欧盟境内取得资格的授权CBAM申报人承担，通常为欧盟进口商；在特定情形下，也可由欧盟境内的间接海关代表承担。如果中国企业通过其欧盟子公司进口相关商品，并由该子公司作为授权CBAM申报人，则证书购买和清缴义务由该欧盟子公司履行。 每份CBAM证书均为电子凭证，代表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的产品隐含排放。自2027年2月1日起，授权CBAM申报人可以通过CBAM注册系统进入共同中央平台（Common Central Platform，简称“CCP”），向其设立地成员国购买证书。完成支付后，所购证书将记入申报人的CBAM账户。CBAM证书不得在不同申报人之间转让或交易，即使账户主体属于同一企业集团，也不能相互调拨使用。 罚则：授权CBAM申报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清缴足额证书的，应就每份短缺证书支付罚款。每份证书对应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罚款以每吨100欧元为基数，并按照欧洲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缴纳罚款并不免除补缴证书的义务。对于未提交年度申报或申报的应清缴证书数量不正确的，主管机关可根据现有信息核定应清缴数量，并要求申报人在一个月内补缴。严重或反复违反证书清缴义务或季度最低持仓要求的，还可能导致授权CBAM申报人资格被撤销。未经授权而进口CBAM商品的，则可能按上述罚款标准的三至五倍处罚。[5] 三、CBAM抵扣路径和要求 CBAM作为碳定价工具，其根本目的并非取得财政收入，而是通过对碳排放定价形成价格信号，引导排放主体减排，政策目标则是确保进口到欧盟的碳排放密集型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适用与欧盟本土商品同等的碳价。基于这一逻辑，碳交易与CBAM在功能上具有可替代性——已通过碳交易支付碳价的部分，可以相应地减少CBAM的缴纳义务。因此，欧盟规定：“对于申报的隐含碳排放中已在原产国实际支付碳价的部分，应允许CBAM授权申报商要求从应提交的CBAM证书中扣减相应数量。” CBAM条例同时规定，第三国碳价扣减须由欧委会制定实施细则，明确计算方法和核查要求。截至目前，欧委会尚未根据上述授权条款发布正式的执行文件。但是欧委会于2026年5月13日发布了CBAM下关于第三国碳价抵扣的实施细则草案（简称“《草案》”），介绍了第三国已支付的碳价如何用于抵扣应上缴的CBAM证书数量及相关内容。该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已经经过，有望在短期内就正式实施该项制度。 （一）适于抵扣的第三国碳价 《草案》列举了三类认可的碳价机制，分别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点源碳税（Point source carbon tax）和燃料碳税（Fuel-based carbon tax）。此外，《草案》还针对以碳信用支付碳价制定了详细规则，表明默认碳信用（包括国际碳信用和国内碳信用）也可被接纳为真实碳成本，用于碳价抵扣。因此如《草案》正式通过，中国出口企业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履约的配额交易成本，以及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履约的成本，均有望作为“在第三国支付的碳价”进行抵扣，减少出口欧洲所需的CBAM证书数量。 （二）第三国碳价的核算方式 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基本为免费发放，因此企业参与碳市场年度履约清缴并不当然地构成有效支付对价，仅有存在履约缺口、从市场购买配额或碳信用用于弥补缺口的企业，有望将其履约成本作为有效支付碳价进行抵扣。 《草案》就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提供了四种计算方式，优先级依次为：由碳市场主管机构公布的报告期内配额加权平均拍卖价格；由负责二级市场管理的公共机构公布的平均交易价格；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公布的平均交易价格；排放单位购买履约单位的平均成本价格。这一安排意在确保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之间碳价计算口径的一致性和可比性，避免高估实际已支付的碳成本，从而影响CBAM制度的公平实施。从制度逻辑上看，欧盟所认可的并非企业自行计算的“账面碳成本”，而是能够反映真实市场交易水平且可被第三方验证的“实际支付碳价”。 目前，我国的全国碳排放权配额尚不存在配额拍卖机制，也就无法提供加权平均拍卖价格。负责二级市场管理的公共机构，即生态环境部，通常会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6]，对过去一段时间碳交易市场成交量和交易表现进行总结，这与《草案》就发布时间、内容以及交易价格信息及时性的要求并非一致。对比之下，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运营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平台[7]能提供实时的全国碳市场综合价格行情，笔者理解这可以作为有说服力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证据。同时，作为一种减损规定，《草案》规定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也可以按照排放单位购买履约单位（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即配额）的平均成本价格来确定。由于我国每年允许使用CCER抵销不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5%，因此排放单位在使用CCER履约时，还应根据为履约而购买的配额和CCER价格计算出两者的加权平均碳价。 此外，我国强制碳市场的参与主体在履约时系针对全年排放数据进行核算，而CBAM是对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排放进行计算和申报，因此，需要先将企业的全年碳排放和支付碳价归因至各商品，再计算出口欧盟商品可抵扣的CBAM证书数量。 （三）第三国碳价抵扣的证据材料 《草案》对第三国各类碳价抵扣提出了较为详尽的证据材料要求，其中我国适用的为碳排放权交易碳价，所需要的证据围绕三个层面：碳价基准的官方来源、经报告和确认的CPM排放总量，以及用于履约的合规单位记录。 如企业采取履约单位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来确定碳价，如前述，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发布的年度配额交易均价的证明效力可能更高。 如企业采取购买履约单位的平均成本价格来确定碳价，则需要提供下述材料与证明：<img src="https://imgproxy.citrusreader.com/DZv8rB8uDOIwrpo7cET8xJ9dTxbVxzV0RL4skp1k1jQ/raw:1/aHR0cHM6Ly93d3cuemhvbmdsdW4uY29tL3VwbG9hZC9pbWFnZS8yMDI2MDgxNy8xNzg2OTU2MzQ4NTQwMDI1Mjc4LnBuZw" title="1786956348540025278.png" alt="1786956348540025278.png" width="800" height="394" style="width: 800px; height: 394px;"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点击可查看大图 这一模式对于中国企业的难点在于全国碳市场采用“总量管理”模式，而非“逐单位追踪”。注册登记系统只记录账户下的配额总持有量的变动，并不会为每一个配额单位建立独立的“身份信息”和“时间标签”，因此难以确定单个配额的购买日期和价格。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用“先进先出”（FIFO）的会计假设，即假设每次清缴（履约）时，被消耗掉的是最早购买入库的那一批配额，这要求企业需要建立自己的配额管理台账，详细记录每一笔配额的购买日期、数量和单价，以证明其计算出的“平均成本价”是合理且可追溯的。 （四）独立人员认证制度 为防止碳价抵扣中的虚假申报，确保CBAM机制的公平，CBAM条例还特别规定了独立人员（independent person）认证制度，以确保进口产品在第三国已支付的碳价真实、有效、可核查。独立人员必须是法人实体，其必须依据EN ISO/IEC 17029:2019标准，通过欧盟成员国国家认证机构（NAB）针对“实际已付碳价之查证”这一特定范围的认证（accreditation）。在组织上，该独立人员须与运营商、CBAM主管机关、欧盟委员会以及第三国碳定价监管机构保持严格独立，且其团队的CBAM认证主审员和审核员必须具备关于碳价分摊、行业监测及碳定价法规的特定专业知识与持续胜任能力。根据《草案》，独立人员的审核要求如下：<img src="https://imgproxy.citrusreader.com/8XjvNXHNbxK0zS9cZLTbY18zc2u9oG2tSPmXT0BMVLE/raw:1/aHR0cHM6Ly93d3cuemhvbmdsdW4uY29tL3VwbG9hZC9pbWFnZS8yMDI2MDgxNy8xNzg2OTU2Mjc1OTAyMDA5Mzg0LnBuZw" title="1786956275902009384.png" alt="1786956275902009384.png" width="800" height="457" style="width: 800px; height: 457px;"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点击可查看大图 整体而言，《草案》对于第三国碳价抵扣的范围、程序和证据材料都已经作出了较为完备和体系性的安排。目前，我国的全国碳市场已覆盖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大行业，形成了有效的市场价格信号。出口企业因履约缺口从市场购买配额或CCER，构成了真实、可量化的碳成本支出。欧盟CBAM第三国碳价抵扣草案与全国碳市场及CCER的制度设计相匹配。因此，中国出口企业有较大可能性依据CBAM碳价抵扣制度，主张将自身在国内碳市场实际支付的履约成本用于抵扣应缴的CBAM证书数量。 随着《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与“十五五”规划均提出碳排放权总量控制的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免费分配和有偿分配相结合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市场有偿分配改革的推进与欧盟CBAM抵扣规则的落地，正在形成一个此消彼长的良性互动——中国企业的碳成本投入越实，出口欧盟时的制度红利就越显。对中国制造而言，碳市场将不再是负担，而正在成为通往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本篇梳理了CBAM正式期的申报与碳价抵扣规则。下一篇将聚焦CBAM成本在交易链条中的分配与传导，分析相关合同条款的设计与风险控制。 [注][1] 参见Regulation (EU) 2023/956第2a条及附件VII。50吨门槛按每一进口商、每一日历年度及全部相关CN编码商品的累计净重计算；电力和氢不适用该门槛。[2] 参见Regulation (EU) 2023/956第5条、第17条第7a款；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25/486第1条、第4—5条，经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25/2549修订。[3] 参见：https://taxation-customs.ec.europa.eu/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cbam-verification_en?prefLang=fi[4] 参见Regulation (EU) 2023/956第8条；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25/2546第2—4条。首次核查原则上必须进行生产设施现场访问。[5] 参见Regulation (EU) 2023/956第17条第8款、第19条第4—5款及第26条（经Regulation (EU) 2025/2083修订）；Directive 2003/87/EC第16条第3—4款。[6] 例如，生态环境部于2025年9月就全国碳市场2024年以来的建设运行情况编制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5）》。[7]https://www.cneeex.com/zhhq/quotshown.html.

2026/8/16

202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管制执法和行政处罚综述及合规启示

<blockquote>本文梳理2026年上半年我国出口管制行政执法案例，围绕涉案物项、主要违法行为及执法情况进行分析，并结合执法特点提出合规建议。</blockquote>一、引言 202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管制法律法规体系持续完善，商务部、海关总署等主管部门陆续出台配套规则，相关申报要求也有新的变化。与之相应，出口管制执法案件数量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级海关在2026年上半年至少公布了373份涉及出口管制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披露的案件数量已超过2025年全年317件[1]的总量。 在此背景下，本文系统梳理2026年上半年出口管制领域的行政处罚案件，整理当前执法机关重点关注的物项类别、常见执法手段及执法尺度，以期为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合规参考。 二、核心特点 2026年上半年海关行政处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 涉案物项重点突出 2026年上半年，涉案物项高度集中于战略矿产、化学品、化学品生产设备及机床四个领域。其中，战略矿产最为突出，相关案件量占案件总量的57.10%，主要涉及稀土物项（92起）、非稀土金属（81起）及石墨（40起）。 2. 违法行为类型集中 无证出口仍是最主要违法类型，且多源于企业合规疏漏。常见情形包括误判样品出口豁免、产品归类错误、政策跟踪不及时等。 3. 海关处罚宽严相济 94.64%的案件中，当事人得到从轻、减轻处罚或被不予处罚。走私类案件的处罚力度明显高于一般无证出口案件。 三、涉案物项 373份处罚决定中，350份涉及两用物项，15份涉及军品，另有8份未披露具体涉案物项。从查获物项种类看，案件高度集中于战略矿产、易制毒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有关化学品生产设备及机床。 1. 战略矿产两用物项 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是海关执法实践中的重点领域。自2025年5月以来，打击战略矿产走私出口专项行动持续推进；与此同时，相关配套制度也在跟进完善。2026年6月，商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26号），进一步拓宽了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渠道。2026年上半年，涉战略矿产案件共213起，占案件总量的57.10%。 （1）稀土物项 目前，现行有效的出口管制依据是《公布对部分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2025年第18号）；该公告对钐、钆、铽、镝、镥、钪、钇等部分中重稀土进行了管制。对于稀土生产加工设备、稀土相关技术、境外相关稀土物项及部分中重稀土相关物项的出口管制自2025年11月10日起暂停实施，暂停期至2026年11月10日。 稀土相关案件中，违规出口主要集中于镝、钐、铽等物项，案件数分别达到67、15、14起。当事人多为磁体出口企业，常见情形为出口磁体中含中重稀土元素。值得注意的是，稀土物项以受管制元素种类而非含量阈值为主要依据，实践中出现货物含管制元素0.01%仍认定属于两用物项的情形。[2] （2）非稀土金属 此类案件共81起，涉案物项主要集中于铋（20起）、锗（18起）、铝合金（15起）等。查获形态以金属单质为主，如金属铋块、含铋焊锡膏，以及应用于镜片、窗口等光学元件的锗材料；少部分案件涉及化合物形态，如磷锗锌、二氧化锗、锗酸铋、氮化镓、砷化镓等。此外，钨、锑、铍、钼、铪等其他非稀土金属物项也在案件中有所涉及。 （3）石墨及其制品 石墨及其制品历来是海关的重点监管品类。相关案件共40起，占案件总量的10.72%，涉及天然石墨、人造石墨材料及熔模铸造炉加热器组件、石墨模具、石墨坩埚、石墨板材等天然或人造石墨制品。 2. 化学品两用物项 （1）易制毒化学品 相关案件共14起，涉及异丙醇、乙酸乙酯、硫酸、盐酸等物项。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所列品种，向特定国家的出口实行许可证管理。 （2）可作为生产化学武器主要原料的化学品 相关案件共16起，其中10起案件涉及三乙醇胺。目前涉三乙醇胺物项中，仅有部分符合条件的货品可适用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豁免政策，豁免范围主要包括特定消费品及除三乙醇胺单一水溶液之外的三乙醇胺浓度低于10%（含）的有关商品。[3]本次样本中，多数案件因涉案货物中三乙醇胺浓度超过10%，不符合豁免条件，被海关认定构成违法出口。 3. 有关化学品生产设备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2026）》（下称“《管理目录》”）中2B350项[4]对与化学和生物武器相关的测试、检验和生产设备进行管控。2026年上半年，海关共查处相关案件52起，其中17起由青岛海关查获，13起由上海海关查获。 查验重点在于设备中与化学品直接接触表面的材质；本次案件样本中，涉案生产设备多为搪玻璃材质。除材质外，不同类型设备还各有相应的技术门槛，例如泵类设备需满足最大流量等指标。2B350项的常见申报品名包括泵、反应釜、反应罐、储罐、冷凝器等。 4. 机床 《管理目录》中2B201项[5]对与核不扩散相关的测试、检验和生产设备进行管控。该项对车床、铣床和磨床进行了区分；其中，车床需满足能够加工件直径及定位精度两个指标；铣床和磨床则仅需满足定位精度、成形旋转轴数量及可以同时协调进行“成形控制”的轴数量中任一指标即可。2026年上半年，海关共查处相关案件24起，其中17起由深圳海关查获。2B201项的常见申报品名包括精雕机、加工中心、雕铣机等。 5. 军品 军品相关案件15起，数量较2025年同期有所下降。披露案件中，军品仅涉及《军品出口管理清单》13.1.1.1项军用被服与13.1.1.2项军用装具。<img class="raw-image" src="https://imgproxy.citrusreader.com/nFszWhcsacu1fVooeoGrCjTZo4pZzLA5YyteHnr7kJI/raw:1/aHR0cHM6Ly93d3cuemhvbmdsdW4uY29tL3VwbG9hZC9pbWFnZS8yMDI2MDgxNC8xNzg2NzAxMjMxMTUyMDQ0ODg5LnBuZw" style="vertical-align: middle;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width: 800px; height: 488px;" width="800" height="488" title alt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图1 查获管制物项类别统计 四、主要违法行为 2026年上半年，未提供“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而擅自出口管制物项仍是主要违法情形；此外，还有少部分案件涉及走私、许可证申领及使用不合规等其他情形。<img class="raw-image" src="https://imgproxy.citrusreader.com/Lu4b5d4eeY0wafxnx2bSjkCfzllBZlzINJ4RvgKMSPc/raw:1/aHR0cHM6Ly93d3cuemhvbmdsdW4uY29tL3VwbG9hZC9pbWFnZS8yMDI2MDgxNC8xNzg2NzAxMjMxMTg5MDYzNTI0LnBuZw" style="vertical-align: middle;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width: 800px; height: 455px;" width="800" height="455" title alt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图2 主要违法行为类型 1. 无证出口管制物项 2026年上半年无证出口管制物项类案件中，多为公司未尽审慎义务导致合规疏漏。典型情形包括： （1）样品出口。有地方海关观点认为，尤其是长期从事相关管制物项出口的企业，负有主动了解并遵守国家出口管制政策的义务。出口商明知相关物项出口需申办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仍主观认为少量样品出口可以豁免许可要求，对于违规出口存在重大过失；[6] （2）产品分类错误。部分案件中，出口商仅通过互联网搜索等方式确定税则号、或仅根据货物的合同品名确定税则号，导致无证出口国家管制物项；[7]此外，内部合规管理混乱也可能导致产品分类错误。一案件中，公司采用自研系统进行申报；但系统申报品名匹配规则不完善，仅依赖采购名称关键词自动识别且未设置人工复核，导致管制物项被错误归类为非管制物项；[8] （3）未及时掌握最新政策要求。某公司在商务部、海关总署将涉案货物列为出口管制物项后12天出口相关物项，未有效跟踪政策变化导致合规疏漏；[9] （4）未对产品分类进行独立核验。一是参考国内其他出口商做法。当事行业内有其他出口商将该商品申报为不受管制物项[10]或存在出口未领证情形[11]，当事公司遂参考同行业出口商做法进行申报，未进行二次核验；二是仅依据某一型号货物的检测报告结果进行申报，未对其他不同型号产品成分进行独立核验；[12] （5）其他疏忽行为。典型案例包括：当事公司不是磁条的专门生产或出口企业，而含有磁条的整体设备不涉及出口管制，因此没有关注国家有关磁条出口的管制规定；[13]货物在集团内部流转，未提供许可证；[14]就涉案货物提交商务部咨询后、未获明确答复前，仍继续出口。[15] 2. 许可证申领及使用不合规 此类案件共11起，其中6起为超出许可范围出口，包括超出许可数量、申报型号规格与许可不符等。另有少部分案件中，当事人已申领获批许可证但未申报并交验；[16]或只申领了一般出口许可证，未取得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17] 3. 走私 2026年上半年，走私相关案件共31起，其中17起案件为伪报品名或规格，11起为瞒报；有案件中，当事人就部分货品申领许可，部分货品瞒报。[18]瞒报情形主要包括：（1）瞒报货物材质或成分；（2）以客带货。例如从口岸客运车道出境、由员工携带出境，未向海关申报；[19]（3）夹藏。典型情形如夹藏石墨于家具等合规货物中，以拼柜方式走私出境；[20]将金属镓装在白色塑料瓶里再夹藏在氧化铁红中[21]等。 五、执法情况 1. 监管渠道 出口查验仍是海关发现违法行为的最主要渠道。350起案件中，海关在出口查验环节发现违法行为，占案件总量的93.83%；22起案件中，海关在处罚决定中明确表明系在事后稽查中发现违法行为；1起案件中，当事人主动向海关提交《主动披露报告表》并报告违法行为。 2. 执法力度 绝大多数案件中，海关在处罚决定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中华⼈⺠共和国海关办理⾏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等规定，对当事人减轻或从轻处罚；上半年相关案件共315起，占案件总量约84.45%。常见减轻或从轻情形包括：认错认罚、积极配合海关调查、及时补办相关出口证件、主动缴纳案件保证金、违法行为危害后果较轻等。 在38起案件中，海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当事人不予处罚。该类案件涉案违法经营额集中于0-5000元区间；不予处罚案件中，涉案违法经营额最高为13300元。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样本中，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下案件共73起，其中不予处罚案件30起，因此，违法经营额小于5000元并非认定违法行为轻微或者危害后果轻微的充分条件，海关仍需结合案件具体情节进行综合判断。 在另有的20起案件中，海关作出一般行政处罚。该20起案件中，走私类案件占10起。 值得注意的是，没收非法财物的处罚仅出现在走私类案件中；且走私类案件的罚款比例分布于40%至1700%之间，整体明显高于无证出口等违规行为，反映出海关对走私行为更强的处罚力度。<img class="raw-image" src="https://imgproxy.citrusreader.com/3EGpevwZUzFim7ndWnN3XA7FDN5TSLD2rifAzrQub7Y/raw:1/aHR0cHM6Ly93d3cuemhvbmdsdW4uY29tL3VwbG9hZC9pbWFnZS8yMDI2MDgxNC8xNzg2NzAxMjMxMjI3MDgyOTQxLnBuZw" style="vertical-align: middle;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width: 800px; height: 455px;" width="800" height="455" title alt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图3 罚款比例 <img class="raw-image" src="https://imgproxy.citrusreader.com/u4LuF_jOoByY_VFPG544qLXQsnCGzv4Og2vjpGHt6rY/raw:1/aHR0cHM6Ly93d3cuemhvbmdsdW4uY29tL3VwbG9hZC9pbWFnZS8yMDI2MDgxNC8xNzg2NzAxMjMxMzAzMDg5NjQ2LnBuZw" style="vertical-align: middle;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width: 800px; height: 395px;" width="800" height="395" title alt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图4 处罚类型 六、合规建议 1. 重视合规审查 企业应建立常态化的管制名单跟踪机制，及时掌握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管制物项清单、相关制裁清单及配套政策。同时，厘清产品归类逻辑，避免仅凭简单搜索判断货品是否受管制；对于依赖自动化申报系统的企业，应审慎评估辅助分类工具的分类准确性及分类逻辑的可靠性，并建立人工复核机制。针对规格或成分复杂的产品，如磁铁、机床等，企业应结合检测报告等技术资料，对出口货物进行逐项核验，确保物项识别准确。 2. 关注重点领域 从本次样本数据看，2026年上半年，战略矿产、化学品生产设备及机床类案件较为集中。鉴于海关执法重点具有动态调整特点，企业应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及时关注重点管制领域变化。 3. 积极配合调查 从本次样本数据看，认错认罚、主动配合海关调查、及时补办出口证件、主动缴纳保证金等情形，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均获得了海关的减轻或从轻处罚。企业发现自身可能存在无证出口、申报不实等不合规行为，应在被调查过程中保持积极配合的姿态，以争取更有利的处理结果。 [注] [1] 《2025年中国出口管制执法和行政处罚综述及合规启示》，<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GJb6v33DBi4OfxXF0shMrQ">https://mp.weixin.qq.com/s/GJb6v33DBi4OfxXF0shMrQ</a>[2] 参见南关缉违字〔2026〕91号[3] 工信部联安全函〔2024〕37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关于优化低浓度三乙醇胺混合物进出口监管措施（2024年版）的通知》[4] 2B350项：有关化学品生产设备[5] 2B201项：用于切削或切割金属、陶瓷或复合材料且根据制造商的技术说明书，可以配备沿2个或多个轴同时进行“成形控制”的电子装置的机床及其任何组合[6] 参见机关缉违字〔2026〕96号；大机关缉违字〔2026〕12号；大邮关违字〔2026〕1号[7] 参见金港关缉违字〔2026〕3号；金港关缉违字〔2026〕5号[8] 参见淮关缉违字〔2026〕3号[9] 参见焦关缉违字〔2026〕1号[10] 参见星关缉违字〔2026〕2号[11] 参见东关缉违字〔2026〕1号[12] 参见东关缉违字〔2026〕452号[13] 参见大机关缉违字〔2026〕34号[14] 参见抚关缉违字〔2026〕1号[15] 参见扬关缉违字〔2026〕4号[16] 参见锡关缉违字〔2026〕5号；锡关缉违字〔2026〕6号[17] 参见石关法缉违字〔2026〕3号[18] 参见甬鄞关缉查字〔2026〕1号[19] 参见宝机关缉缉查字〔2026〕7号；圳关查缉查字〔2026〕13号[20] 参见蛇关查一缉查字〔2026〕9号[21] 参见石关法缉查字〔2026〕7号

202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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