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Southern Highland 行省的 Kaluli 族群，当地灵媒的两个主要职责，是：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呢？在当地文化里，一个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内心的猪，走失了…… Séances maybe called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including entertainment, but most commonly are called to cure illness and to find lost pigs. One of the principlec ausesof illness, from the Kaluli point of view, is that a person’s invisible wild pig (or cassowary) aspect may be trapped […]
Yeh, E.T., 2007. Exile meets homeland: politics, performance,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5(4), pp.648-667. 在美国的西藏难民，大体上有三批人 1959 年和达赖一起流亡到印度的藏民，和之后在南亚出生的流亡者。 八十年代开始从西藏逃到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和第一种人一起，陆续获取绿卡到达美国。 从中国大陆的藏区直接逃到美国的人。 第三种人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更为城市化，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更接近于「中国人」，而不是传统的藏人。而第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多少受到了印度风格的影响。三种人都认为自己继承了正统的西藏文化，然后互相吐槽。 大陆藏民：你们那么多年都没在藏区待着，才不正宗呢。印度藏民：你们那么多年被汉文化扭曲着，才不正宗呢。 2002 年，一次在湾区的西藏节日活动中，来自拉萨的歌舞团，表演了节目。虽然不是「北京的金山上」那么夸张的歌词，但也是我们熟悉的春晚西藏 style。 从大陆去美国的西藏人，看的很开心：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终于看到了熟悉的西藏文化。好像又回到了罗布林卡（拉萨版的颐和园，经常办联欢会的地方）…… 老一辈西藏流亡者的后代：这是神马鬼东西……我受够了！我们去看印度电影吧~~
Seizer, S. (1995). Paradoxes of visibility in the field: Rites of queer passage in anthropology. Public Culture, 8(1), 73-100. 大约是 1994 年，Susan Seizer 在印度 Maduri 研究泰米尔社区的舞台表演。这篇文章和她的项目没太大关系，而是讲述了作为美国女同性恋的 Susan 和她的女友 Kate 在印度的一些奇特经历。 Maduri 是印度南部的一个小城，或者说是一个大点的村子。Susan 和一个表演者家庭（妻子是演员，丈夫是乐手，两个青春期的女儿）合住在一套小单元房里。条件很差，饮水要自己挑，虽然 Susan 和他们各付了一间房的房租，然而每天晚上，按照印度的习俗，是按照性别分房睡的。于是 Susan 和三个女人睡一间，一个男人独自睡一间，房门都开着，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女人们睡觉时也永远穿着衣服，四个女人睡的很挤，肢体接触，鼻子埋到旁边人的头发里，没有人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当地人一生就是这样度过。 在印度，女性之间的亲密，无论是物理接触还是情感依赖，是一种被社会所接受乃至赞赏的行为。女人们永远紧挨在一起，互相试衣服，不时地亲密接触。拒绝这种亲密的人，反而会被认为势利或者刻薄。但这样的亲密行为完全和同性恋无关，当地文化中没有女同性恋的概念。泰米尔语里无法表达 lesbian 这个词，却专门有一个词（tōl̲i）用来描述女性的亲密同性伴侣。这一度让 Susan 很困扰，一方面，这种女性之间的接触，对一个美国 lesbian 来说，感觉更像是性接触；另一方面，这种女性之间的亲密情感对 Susan 来说也很舒适，然而这种模式下待久了，确实会感觉被这种情感压抑了自己其它欲望…… Kate 从美国来陪 Susan，然而她在 Maduri 待了很短时间就受不了了，跑到几百公里外的大城市 Madras（钦奈）住着。Kate 不是做人类学的，让她无法忍受的不光是恶劣环境、和当地女人们没有隐私地睡在一起，也包括当地文化中这种女性之间的亲近。——然而 Susan 和 […]
某个和人类学无关的推友，突然举了一个亚马逊部落的例子： 里卡多·斯塔克特（Ricardo Stuckert）拍摄的照片是亚马逊雨林中的一个部落，该部落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专家们怀疑他们像 2 万年前的祖先一样生活。 很多时候，祖先的一个决定就把子孙后代全坑了，且永远不得翻身。 他看到这个部落隔绝的例子时，应该只是联想到了中国的网络防火墙，然后感慨 CCP 要把民众带向何方。但这个用现代口吻评论土著的角度——其实也并不新鲜，从进化论的时代应该就有这种视角了，但我确实很久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了。留存一下。
虽然主要是在表示对 W. H. R. Rivers 的推崇，但 Malinowski 真的有说自己是“人类学的康拉德”啊。啧啧。 After Malinowski had returned from the field, having studied the realities of a kinship system at close quarters, he began increasingly to react against Rivers’s views and to measure himself against Rivers’s reputation. At that time the works of another great expatriate Pole, Joseph Conrad, had a […]
前些年刚学人类学时，作为脑残粉，去 ebay 淘了几张人类学家的邮票，打算以后给自己寄明信片玩。最近上历史课又突然想起这个事，就把和人类学家有关的邮票，顺手整理一下。 名气太大的，不止人类学领域，到处都在印邮票的如达尔文、弗洛伊德、马克思……就先不说了。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也先不说了，好多「人类学」邮票其实都是这一种，印着各种古猿人的头像……Mary Douglas Leakey（和 Mary Douglas 并不是一个人）和她老公 Louis Leakey，就经常上各个国家的邮票。这里主要还是说社会人类学家们。 首先是 Bronislaw Malinowski，作为波兰人，波兰不止一次为他印了邮票。他做田野的巴布拉新几内亚，也把他作为和本国有关的名人，放在一堆邮票里。从这个角度讲，马林诺夫斯基完胜 Radcliffe-Brown…… 波兰的人类学家还不止马林诺夫斯基，二战期间波兰社会学三杰的 Ludwik Krzywicki，也被波兰放进了邮票里。票面上没写，但介绍里说是「人类学家」。 最早被冠名「人类学家」 放到邮票里的，可能是 Nicholas Miklouho-Maclay，1951年就被苏联拿来做宣传了。苏联的宣传机构在这方面有着谜一样的流行感。估计波兰那边也是受他们的影响。 很奇怪，我没有找到法国出的 Claude Lévi-Strauss 的邮票，大概是人在世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出。巴西那边也是等了很久，直到2009年10月，才把 Lévi-Strauss 和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放在一起做了一张小型张。我不知道票面上印的是 Lévi-Strauss 本人，还是亚马逊的土著……然而，这张邮票发布不到一个月，2009年10月30日，活了101岁的 Claude Lévi-Strauss 去世了…… 后来比利时出过一张超酷炫的 Claude Lévi-Strauss。 美国那边出谁的邮票，用脚底板也猜的出来——并不是 Franz Boas，而是他的两个女学生，Ruth Benedict 和 Margaret Mead。这也是我最开始淘的两张，现在 ebay 都还能买到，不到2美元一张，溢价不算太多。等哪天路过美国，贴在明信片上寄给自己。 这两张邮票所属的邮票系列都很华丽。Great Americans 从 1980 发行到 1999 年，一共 64 张。Celebrate the […]
在马达加斯加，当官僚机构的工作人员想要强横地发布命令时，通常都是用法语。而马达加斯加本地语被认为是更适合于审议、解释、和用来在制定政策时用来讨论而达成共识的语言。David Graeber 和当地的一名官员，一直用马达加斯加语交谈，官员甚至不知道他懂法语。一次 David 路过官员的办公室，正好所有人都打算提早下班溜回家。 「办公室关门了，」官员用法语说，「有事的话，明早 8 点再来。」 David 假装困惑，用马达加斯加语声称他不懂法语。官员看上去完全不知道怎么把这句话翻译成本地语，而只是用法语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这句话。其他人后来证实了 David 的怀疑：如果切换到马达加斯加语，那么官员觉得自己必须要解释为什么办公室在这个时间提早关门。法语在马达加斯加被称为「指挥语言」，用法语说的命令不需要进行解释、审议和最终同意，因为它们归根结底是以暴力威胁为前提的。 Graeber, D. (2012). Dead zones of the imagination: On violence, bureaucracy, and interpretive labor: The Malinowski Memorial Lecture, 2006.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2), 105–128.
Noa Lavi 关于印度南部 Nayaka 族群的介绍。Nayaka 文化强调共享。每个村子十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有了一点钱，就去外面买一堆吃的，拿回村子里，大家一起吃掉。当地 NGO 拼命向他们灌输要存钱的观念（以及私有财产的观念，譬如房间要锁门……），村里人就是不听，干活挣到的钱瞬间集体吃光，然后没食物的时候就去领救济…… 很多事情，在这种普遍分享的理念下，被当地人以一种不同的逻辑去解释。物资的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类的身份差异；相反，一个人表现出他有物资方面的需求，被认为是向给予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给予者有机会来分享，并凭借着分享加入他们的社交体系。NGO 给村子建了一圈太阳能供电的篱笆，用来阻挡野生动物（大象、老虎……），工程人员告诉村民要记得给电池换电解液，没人管，慢慢就坏了，坏了也没人修。NGO 抱怨村民不负责；然而按照村民的逻辑，这是给管理者的一个机会，「你们带着修理工来修呀，来了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呀……」在外面人的眼中，构建社会关系可能只是用来更好地完成项目的一种手段；但在 Nayaka 人眼中，做项目反而是用来贴近关系的手段。 当地人认为，NGO 是因为他们，才有了工作，有了薪水。「让你们给我们拍照，给我们帮忙，是我们在做付出啊，让你们有机会领薪水啊……」 当地人并不认为在分享的过程中，需要达到礼尚往来的平衡，也不认为给予帮助就意味着担负某种长期责任。并没有什么东西，强加在给予的观念上，用来维持给予和分享；而是通过给予，构建起社会联系。在他们的亲缘体系中，基于相互给予而构建起的社会联系，其重要性要大于血缘关系。他们把这种关系体系称为「Sonta」。 「我们所有人在选举中都支持 Amma，因为她一直给我们东西！」 「在 Amma 之前呢？」 「Amma 之前有 Ani，她也一直给我们东西！Ani 去世了，我们都很伤心。」 「在议员和 NGO 出现之前呢？」 「有 xx 土王，他一直给我们东西！」 「在所有这些给东西的人出现之前呢？」 「我们有森林，采蜜、钓鱼……」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是在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独立生活？」 「不！我们有森林！森林一直给我们东西！」 「…………」 「现在林业管理局不让我们去森林拿东西了，但我们不会忘记森林的。森林是我们的 Sonta！」 关于进村子的野生动物们。大象被认为是森林的一部分，他们认识每一只大象，「看啊，这就是那只踩死过我兄弟的……」。当大象走的太近了，他们对大象说，「别过来了，这边有小孩。」然后大象就走了……但进村偷吃狗的老虎，被认为是从山外面来的，它们不懂我们这边的规矩，不属于我们的 Sonta。 普遍社会观点从依赖（Dependency）转向独立（Independency），是工业社会以及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现代人类渴望独立，甚至把过度依赖当作一种不正常的病症。但 Nayaka 人直到现在，还没有在观念上做出这样的扭转。他们把依赖的概念一直维持到和当前外部社会的交往中。未来可能出现的独立，对他们而言，并不是期待，而更像是一种恐慌。
日本京都的市政厅，考虑对京都的上千个寺庙的门票征收某种旅游税；当地的佛教协会反对说，来寺庙的游客并不是游客，应该算作朝圣者从而免税。双方辩论了很多年。Nelson Graburn 认为： 1、日本的神道教（Shinto）和佛教（Buddhism），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可以说所有日本人都是神道教徒，其中大部分是佛教徒。 2、日语中关于「旅行」的概念，分为很多种。市政厅和佛教协会对于寺庙参观者属于哪种旅行者，存在着分歧。 旅行 ryoko：任何种类的旅行； 旅 tabi：有目的的旅行； 観光 kanko / 見物 kenbutsu：游览（sightseeing）； 遍路 henro / 巡礼 junrei：具有特定宗教内涵的旅行； 参り（詣り） mairi：参观宗教场所，但不一定是为了宗教目的 …… 问了一下朋友，添加了这几个词的相关日文汉字。「遍路」是有固定线路的宗教旅行，只有几条著名路线，可以称为遍路（譬如四国遍路），必须是徒步。而「巡礼」则可以开车，日本人去美国西海岸看一系列基督教传教地，也可以叫「巡礼」（但这种参观者本身未必是教徒的旅行，更像是 Graburn 描述的 mairi……） 然而日文里对于麦加朝圣，和西班牙朝圣之路（Camino de Santiago）的描述，用的都是「巡礼」。所以「遍路」似乎只是和日本佛教有关的专属名词。 3、所有日本的朝圣行为，都包含着旅游的特点（和麦加那种相比……），无法在当地文化中把旅行者和朝圣者简单剥离。 Graburn, N. H. (2004). Secular ritual: A general theory of tourism. Tourists and tourism: A reader, 23-34. Bielo, J. S. (2015).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The […]
十九世纪的南非，英国殖民者试图把当地的茨瓦纳人（Tswana），从非洲本土宗教，转换到基督教（新教，卫理会Methodist）。当时的传教士在衡量KPI的时候，不仅仅衡量有多少人皈依基督教，也有意识地关注他们是否成功地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方面他们确实产生的很大影响，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Comaroff 夫妇研究指出，茨瓦纳人当地的欧洲人都或多或少地把对方提供的信息，通过自己原本的思维方式予以吸收，并以此略微改变的原本的宗教习俗。 在南非，求雨在当地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存问题。欧洲人带来了新的人工降雨科技。毫无疑问，他们认为非洲人原本的求雨仪式是一种迷信，说这种事情应该用我们的高科技来解决。但卫理会又需要在传教时，向当地人宣扬，雨最终掌握在上帝手中。茨瓦那人从这种含糊不清的逻辑中得出结论，欧洲人的「科学」仪器，和非洲人求雨仪式中的装备，并没什么两样，仪器通过欧洲人的神在起作用。 茨瓦纳人的降雨仪式是指向道德的，它要求社会处于一种正直清爽的道德状态。求雨者主要的任务，是要消除那些可能会阻止天堂降雨的社会污染。于是，当后来欧洲人嘲笑他们降雨失败时，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欧洲人就是那些不道德的社会污染；为了对抗这一观点，欧洲人开始在自己教堂的日历里加入定期的人工降雨服务…… Comaroff, J., & Comaroff, J. L. (1991). Christianity, Colonialism, and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Southern Highland 行省的 Kaluli 族群，当地灵媒的两个主要职责，是：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呢？在当地文化里，一个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内心的猪，走失了…… Séances maybe called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including entertainment, but most commonly are called to cure illness and to find lost pigs. One of the principlec ausesof illness, from the Kaluli point of view, is that a person’s invisible wild pig (or cassowary) aspect may be trapped […]
Yeh, E.T., 2007. Exile meets homeland: politics, performance,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5(4), pp.648-667. 在美国的西藏难民，大体上有三批人 1959 年和达赖一起流亡到印度的藏民，和之后在南亚出生的流亡者。 八十年代开始从西藏逃到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和第一种人一起，陆续获取绿卡到达美国。 从中国大陆的藏区直接逃到美国的人。 第三种人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更为城市化，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更接近于「中国人」，而不是传统的藏人。而第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多少受到了印度风格的影响。三种人都认为自己继承了正统的西藏文化，然后互相吐槽。 大陆藏民：你们那么多年都没在藏区待着，才不正宗呢。印度藏民：你们那么多年被汉文化扭曲着，才不正宗呢。 2002 年，一次在湾区的西藏节日活动中，来自拉萨的歌舞团，表演了节目。虽然不是「北京的金山上」那么夸张的歌词，但也是我们熟悉的春晚西藏 style。 从大陆去美国的西藏人，看的很开心：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终于看到了熟悉的西藏文化。好像又回到了罗布林卡（拉萨版的颐和园，经常办联欢会的地方）…… 老一辈西藏流亡者的后代：这是神马鬼东西……我受够了！我们去看印度电影吧~~
Seizer, S. (1995). Paradoxes of visibility in the field: Rites of queer passage in anthropology. Public Culture, 8(1), 73-100. 大约是 1994 年，Susan Seizer 在印度 Maduri 研究泰米尔社区的舞台表演。这篇文章和她的项目没太大关系，而是讲述了作为美国女同性恋的 Susan 和她的女友 Kate 在印度的一些奇特经历。 Maduri 是印度南部的一个小城，或者说是一个大点的村子。Susan 和一个表演者家庭（妻子是演员，丈夫是乐手，两个青春期的女儿）合住在一套小单元房里。条件很差，饮水要自己挑，虽然 Susan 和他们各付了一间房的房租，然而每天晚上，按照印度的习俗，是按照性别分房睡的。于是 Susan 和三个女人睡一间，一个男人独自睡一间，房门都开着，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女人们睡觉时也永远穿着衣服，四个女人睡的很挤，肢体接触，鼻子埋到旁边人的头发里，没有人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当地人一生就是这样度过。 在印度，女性之间的亲密，无论是物理接触还是情感依赖，是一种被社会所接受乃至赞赏的行为。女人们永远紧挨在一起，互相试衣服，不时地亲密接触。拒绝这种亲密的人，反而会被认为势利或者刻薄。但这样的亲密行为完全和同性恋无关，当地文化中没有女同性恋的概念。泰米尔语里无法表达 lesbian 这个词，却专门有一个词（tōl̲i）用来描述女性的亲密同性伴侣。这一度让 Susan 很困扰，一方面，这种女性之间的接触，对一个美国 lesbian 来说，感觉更像是性接触；另一方面，这种女性之间的亲密情感对 Susan 来说也很舒适，然而这种模式下待久了，确实会感觉被这种情感压抑了自己其它欲望…… Kate 从美国来陪 Susan，然而她在 Maduri 待了很短时间就受不了了，跑到几百公里外的大城市 Madras（钦奈）住着。Kate 不是做人类学的，让她无法忍受的不光是恶劣环境、和当地女人们没有隐私地睡在一起，也包括当地文化中这种女性之间的亲近。——然而 Susan 和 […]
某个和人类学无关的推友，突然举了一个亚马逊部落的例子： 里卡多·斯塔克特（Ricardo Stuckert）拍摄的照片是亚马逊雨林中的一个部落，该部落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专家们怀疑他们像 2 万年前的祖先一样生活。 很多时候，祖先的一个决定就把子孙后代全坑了，且永远不得翻身。 他看到这个部落隔绝的例子时，应该只是联想到了中国的网络防火墙，然后感慨 CCP 要把民众带向何方。但这个用现代口吻评论土著的角度——其实也并不新鲜，从进化论的时代应该就有这种视角了，但我确实很久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了。留存一下。
虽然主要是在表示对 W. H. R. Rivers 的推崇，但 Malinowski 真的有说自己是“人类学的康拉德”啊。啧啧。 After Malinowski had returned from the field, having studied the realities of a kinship system at close quarters, he began increasingly to react against Rivers’s views and to measure himself against Rivers’s reputation. At that time the works of another great expatriate Pole, Joseph Conrad, had a […]
前些年刚学人类学时，作为脑残粉，去 ebay 淘了几张人类学家的邮票，打算以后给自己寄明信片玩。最近上历史课又突然想起这个事，就把和人类学家有关的邮票，顺手整理一下。 名气太大的，不止人类学领域，到处都在印邮票的如达尔文、弗洛伊德、马克思……就先不说了。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也先不说了，好多「人类学」邮票其实都是这一种，印着各种古猿人的头像……Mary Douglas Leakey（和 Mary Douglas 并不是一个人）和她老公 Louis Leakey，就经常上各个国家的邮票。这里主要还是说社会人类学家们。 首先是 Bronislaw Malinowski，作为波兰人，波兰不止一次为他印了邮票。他做田野的巴布拉新几内亚，也把他作为和本国有关的名人，放在一堆邮票里。从这个角度讲，马林诺夫斯基完胜 Radcliffe-Brown…… 波兰的人类学家还不止马林诺夫斯基，二战期间波兰社会学三杰的 Ludwik Krzywicki，也被波兰放进了邮票里。票面上没写，但介绍里说是「人类学家」。 最早被冠名「人类学家」 放到邮票里的，可能是 Nicholas Miklouho-Maclay，1951年就被苏联拿来做宣传了。苏联的宣传机构在这方面有着谜一样的流行感。估计波兰那边也是受他们的影响。 很奇怪，我没有找到法国出的 Claude Lévi-Strauss 的邮票，大概是人在世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出。巴西那边也是等了很久，直到2009年10月，才把 Lévi-Strauss 和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放在一起做了一张小型张。我不知道票面上印的是 Lévi-Strauss 本人，还是亚马逊的土著……然而，这张邮票发布不到一个月，2009年10月30日，活了101岁的 Claude Lévi-Strauss 去世了…… 后来比利时出过一张超酷炫的 Claude Lévi-Strauss。 美国那边出谁的邮票，用脚底板也猜的出来——并不是 Franz Boas，而是他的两个女学生，Ruth Benedict 和 Margaret Mead。这也是我最开始淘的两张，现在 ebay 都还能买到，不到2美元一张，溢价不算太多。等哪天路过美国，贴在明信片上寄给自己。 这两张邮票所属的邮票系列都很华丽。Great Americans 从 1980 发行到 1999 年，一共 64 张。Celebrate the […]
在马达加斯加，当官僚机构的工作人员想要强横地发布命令时，通常都是用法语。而马达加斯加本地语被认为是更适合于审议、解释、和用来在制定政策时用来讨论而达成共识的语言。David Graeber 和当地的一名官员，一直用马达加斯加语交谈，官员甚至不知道他懂法语。一次 David 路过官员的办公室，正好所有人都打算提早下班溜回家。 「办公室关门了，」官员用法语说，「有事的话，明早 8 点再来。」 David 假装困惑，用马达加斯加语声称他不懂法语。官员看上去完全不知道怎么把这句话翻译成本地语，而只是用法语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这句话。其他人后来证实了 David 的怀疑：如果切换到马达加斯加语，那么官员觉得自己必须要解释为什么办公室在这个时间提早关门。法语在马达加斯加被称为「指挥语言」，用法语说的命令不需要进行解释、审议和最终同意，因为它们归根结底是以暴力威胁为前提的。 Graeber, D. (2012). Dead zones of the imagination: On violence, bureaucracy, and interpretive labor: The Malinowski Memorial Lecture, 2006.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2), 105–128.
Noa Lavi 关于印度南部 Nayaka 族群的介绍。Nayaka 文化强调共享。每个村子十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有了一点钱，就去外面买一堆吃的，拿回村子里，大家一起吃掉。当地 NGO 拼命向他们灌输要存钱的观念（以及私有财产的观念，譬如房间要锁门……），村里人就是不听，干活挣到的钱瞬间集体吃光，然后没食物的时候就去领救济…… 很多事情，在这种普遍分享的理念下，被当地人以一种不同的逻辑去解释。物资的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类的身份差异；相反，一个人表现出他有物资方面的需求，被认为是向给予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给予者有机会来分享，并凭借着分享加入他们的社交体系。NGO 给村子建了一圈太阳能供电的篱笆，用来阻挡野生动物（大象、老虎……），工程人员告诉村民要记得给电池换电解液，没人管，慢慢就坏了，坏了也没人修。NGO 抱怨村民不负责；然而按照村民的逻辑，这是给管理者的一个机会，「你们带着修理工来修呀，来了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呀……」在外面人的眼中，构建社会关系可能只是用来更好地完成项目的一种手段；但在 Nayaka 人眼中，做项目反而是用来贴近关系的手段。 当地人认为，NGO 是因为他们，才有了工作，有了薪水。「让你们给我们拍照，给我们帮忙，是我们在做付出啊，让你们有机会领薪水啊……」 当地人并不认为在分享的过程中，需要达到礼尚往来的平衡，也不认为给予帮助就意味着担负某种长期责任。并没有什么东西，强加在给予的观念上，用来维持给予和分享；而是通过给予，构建起社会联系。在他们的亲缘体系中，基于相互给予而构建起的社会联系，其重要性要大于血缘关系。他们把这种关系体系称为「Sonta」。 「我们所有人在选举中都支持 Amma，因为她一直给我们东西！」 「在 Amma 之前呢？」 「Amma 之前有 Ani，她也一直给我们东西！Ani 去世了，我们都很伤心。」 「在议员和 NGO 出现之前呢？」 「有 xx 土王，他一直给我们东西！」 「在所有这些给东西的人出现之前呢？」 「我们有森林，采蜜、钓鱼……」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是在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独立生活？」 「不！我们有森林！森林一直给我们东西！」 「…………」 「现在林业管理局不让我们去森林拿东西了，但我们不会忘记森林的。森林是我们的 Sonta！」 关于进村子的野生动物们。大象被认为是森林的一部分，他们认识每一只大象，「看啊，这就是那只踩死过我兄弟的……」。当大象走的太近了，他们对大象说，「别过来了，这边有小孩。」然后大象就走了……但进村偷吃狗的老虎，被认为是从山外面来的，它们不懂我们这边的规矩，不属于我们的 Sonta。 普遍社会观点从依赖（Dependency）转向独立（Independency），是工业社会以及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现代人类渴望独立，甚至把过度依赖当作一种不正常的病症。但 Nayaka 人直到现在，还没有在观念上做出这样的扭转。他们把依赖的概念一直维持到和当前外部社会的交往中。未来可能出现的独立，对他们而言，并不是期待，而更像是一种恐慌。
日本京都的市政厅，考虑对京都的上千个寺庙的门票征收某种旅游税；当地的佛教协会反对说，来寺庙的游客并不是游客，应该算作朝圣者从而免税。双方辩论了很多年。Nelson Graburn 认为： 1、日本的神道教（Shinto）和佛教（Buddhism），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可以说所有日本人都是神道教徒，其中大部分是佛教徒。 2、日语中关于「旅行」的概念，分为很多种。市政厅和佛教协会对于寺庙参观者属于哪种旅行者，存在着分歧。 旅行 ryoko：任何种类的旅行； 旅 tabi：有目的的旅行； 観光 kanko / 見物 kenbutsu：游览（sightseeing）； 遍路 henro / 巡礼 junrei：具有特定宗教内涵的旅行； 参り（詣り） mairi：参观宗教场所，但不一定是为了宗教目的 …… 问了一下朋友，添加了这几个词的相关日文汉字。「遍路」是有固定线路的宗教旅行，只有几条著名路线，可以称为遍路（譬如四国遍路），必须是徒步。而「巡礼」则可以开车，日本人去美国西海岸看一系列基督教传教地，也可以叫「巡礼」（但这种参观者本身未必是教徒的旅行，更像是 Graburn 描述的 mairi……） 然而日文里对于麦加朝圣，和西班牙朝圣之路（Camino de Santiago）的描述，用的都是「巡礼」。所以「遍路」似乎只是和日本佛教有关的专属名词。 3、所有日本的朝圣行为，都包含着旅游的特点（和麦加那种相比……），无法在当地文化中把旅行者和朝圣者简单剥离。 Graburn, N. H. (2004). Secular ritual: A general theory of tourism. Tourists and tourism: A reader, 23-34. Bielo, J. S. (2015).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The […]
十九世纪的南非，英国殖民者试图把当地的茨瓦纳人（Tswana），从非洲本土宗教，转换到基督教（新教，卫理会Methodist）。当时的传教士在衡量KPI的时候，不仅仅衡量有多少人皈依基督教，也有意识地关注他们是否成功地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方面他们确实产生的很大影响，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Comaroff 夫妇研究指出，茨瓦纳人当地的欧洲人都或多或少地把对方提供的信息，通过自己原本的思维方式予以吸收，并以此略微改变的原本的宗教习俗。 在南非，求雨在当地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存问题。欧洲人带来了新的人工降雨科技。毫无疑问，他们认为非洲人原本的求雨仪式是一种迷信，说这种事情应该用我们的高科技来解决。但卫理会又需要在传教时，向当地人宣扬，雨最终掌握在上帝手中。茨瓦那人从这种含糊不清的逻辑中得出结论，欧洲人的「科学」仪器，和非洲人求雨仪式中的装备，并没什么两样，仪器通过欧洲人的神在起作用。 茨瓦纳人的降雨仪式是指向道德的，它要求社会处于一种正直清爽的道德状态。求雨者主要的任务，是要消除那些可能会阻止天堂降雨的社会污染。于是，当后来欧洲人嘲笑他们降雨失败时，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欧洲人就是那些不道德的社会污染；为了对抗这一观点，欧洲人开始在自己教堂的日历里加入定期的人工降雨服务…… Comaroff, J., & Comaroff, J. L. (1991). Christianity, Colonialism, and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