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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ndering potato 出遊的土豆

the wandering potato 出遊的土豆

中式膝跳反應

從昨晚起微博的熱搜就叫人看不下去。我實在忍不住了,不吐不快。 昨天起以快消品牌H&M為領頭羊,截止今日為止許多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服飾品牌都發出聲明,拒用新疆地區生產的棉花原料。出頭鳥H&M在昨天就已經受到了天貓和京東全線下架的禮遇,而今天也已經有人到耐克門店進行抗議了。 有一個疑問:平日不讓遊行,為何去國外品牌門店聚眾抗議就能行呢?因為正合你意? 我覺得需要搞清楚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為什麼這些國外品牌要發聲明?還全都短時間內相繼發出?不難理解,中國對於許多這次「涉事」的品牌,無論是快消還是奢侈品品牌,都是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參考中國以往的外交策略,這些品牌不難預料到自己即將遭遇的「抵制」風波。所以為什麼他們要飛蛾撲火?商業品牌迎合市場是再正常不過的決定。奢侈品牌每年都要為中國春節做限定產品,可見他們是知道中國市場的潛力和重要性的。品牌方也不傻,如果只是為了顯得自己「政治正確」,搭進對於自己來說幾乎是全球最大的市場,未免得不償失。在這種風口浪尖保持沈默似乎更符合油滑商人的人設,但他們沒這麼做。 顯然背後有讓他們更重視的問題。 中國人有點太沈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了。對於國外消費者而言,服裝用料和製造過程是否人道已經在近幾年成為他們關注的中心。快消品牌已經不是第一次遭抵制了,抵制不是中國人的特權。快消品牌廠商使用廉價勞動力、生產條件惡劣早被曝光,成為了大問題。國外不少博主、平台等都在呼籲大家少購買快消服飾,以抵制這種不人道的剝削行為。你覺得自己買到的衣服便宜實惠,像是薅到了品牌商的羊毛,但你錯了。某種程度上你在薅你的中國同胞,或是在薅印度、越南、南美等地希望用雙手創造生活的工人的羊毛。而他們過得遠不如有吃有喝有穿的你。承認並瞭解自己的特權是為人權奮鬥的第一步,因為往往人權已遭嚴重侵害的人是沒有渠道發聲的。 再說這些聲明的內容。昨天有網友在微博評論區表示耐克方的聲明簡直是「撕破臉皮」,結果我一讀,內容不過是表達了自己對新疆棉花生產中可能存在的人權問題存在顧慮,所以停止對這類原料的使用。其內容完全沒有指責、對立中國一說,而是針對這樣生產環境的一種關注。許多網友看到「新疆」、「外企」、「人權」的字眼就高潮了,二話不說就說「新疆棉花不吃這一套」,殊不知自己還未讀懂別人的企圖。總覺得別人針對你,反而顯得格外心虛。世界上任何一個棉花產地如果存在類似的問題,這些品牌也會出來做同樣的聲明。不能因為新疆是個敏感地區,對它的避免就更加其心可誅。但反過來想,正是因為這個地區的特殊性,才成為了它可能存在的問題的溫床。 今天傍晚的時候華春瑩用美國黑奴摘棉花的圖片反擊這一系列聲明上了微博熱搜。這種反擊背後的意思就是,你曾在這上摔過跤,就別指出來我腳下也有塊石頭。而人權問題能成為西方社會關注的中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西方曾在類似事件上犯過許多遭人唾棄的錯誤。正是因為法西斯對猶太人的暴行,正是因為美國白人殖民者對黑奴的暴行,才換來了這一代人的驚醒:他們不能允許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而中國與此同時很驕傲自己的土地上不曾存在類似的暴行,至少中國人沒有主動行使過這樣的暴行;但我們曾作為如南京大屠殺這類慘案中的受害方,也沒能在當今社會中培養出對其他可能遭迫害群體的共情能力。尤其是在加害方可能也是我們同胞的前提下。 也就是說,中國人正在拒絕自省,尤其受不得別人來公然提醒我們自省。這個事件中很多網友,甚至官方,都秉承了一種「幫親不幫理」的態度。即使不明真相(對於官方來說大概是揣著明白裝糊塗),也要先替「我的國」正名。對於當今社會下的中國人,尤其是外交場上的中國人來說,面子要先掛住,細節要避免談起。而許多中國民眾也已經習慣,甚至認可了我們對自己國家許多方面知識的缺失。在這裡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吧。作為一個關注藝術的學生,我從小都很好奇為什麼中國當代藝術有很大的空白,但不明原因,也無從知道背後的歷史。直到我在大二那一年才第一次在美國系統性地學到了89年六四事件對中國當代藝術界致命的傷害(這種傷害涉及的方面顯然遠不止藝術)。我感到一種恥辱,一種中國人不知自己根基的羞愧。但這種羞愧在中國現代社會已經消失不見了,我們的無知反而成為了自己驕傲的有力支撐。大概因為歷史的陰暗瞭解起來痛苦且複雜,但學習新的意識形態卻很簡單,尤其這種意識形態的中心思想就是認可國家的一切決策。 在這種「護犢子」行為中我尤其看不慣的是民眾對自己身份的不自知。作為漢族人,或者北方少數民族的我們,從根本上是沒有權利替新疆的少數民族說話的。即使沒有現在被提起的人權事件,新疆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態、信仰、追求都是與我們不同的。就像男性不配在女權運動中決定女性的需求,就像當年美國白人不配決定黑人的利益,我們作為社會中擁有更多權利(或應被稱之為特權)的那一方,是不配規劃弱勢群體應得的生活的。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許多中國人沒能意識到自己現在所有的特權,並拒絕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放哨、發聲。目前國家政策上對少數民族所謂的「照顧」是有歷史前提和局限性的。少數民族因為得不到更好的資源,所以需要政策來扶持。我覺得這並不是一種施捨,而是一種彌補。而從升學政策中受益的少數民族學生,很多需要超越還生活在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的生活條件(來到大城市、融入城市生活環境),才能最後順利從政策中受益。而現在在問題中心的少數民族不僅無法選擇踏出西部的土地,就連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平靜生活似乎都成了奢望。 現在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最絕望的是我無從得知新疆的真實狀況。我深知世界各地的媒體都存在導向性,不可完全相信。但目前來說我無法從中國官方得到任何關於新疆的詳細信息,於是西方媒體的報道成為了我瞭解新疆的唯一渠道。當今從媒體口中獲取完整的真相本來就近乎不可能,而中國媒體對於此事算得上是惜字如金。 我昨晚一連看了BBC關於新疆的多篇報道,其中有一個記者探訪再教育營的視頻。記者提出的許多問題和旁白敘述非常辛辣,有很強的導向性,所以這裡不加引用和評價。單就我從視頻中看到的場面來說有非常大的演出性質,與我們小學常見到的文藝匯演等有著相似的僵硬感。這種僵硬感倒不一定就是強行掩飾造成的;出賣真相的是接受採訪的學校職員在鏡頭背後隱隱的慌張。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記者採訪完再教育營營長後,該營長被領導叫去。記者偷拍到領導教育營長要聽明白人家的問題再回答,不要講話不過腦子。記者探訪過程中領導一路相隨,與其說是起到引導作用,更像是一種監督。學校鼓勵學生放棄自己的穆斯林信仰,還大方展示出學員們用電腦設計的敬仰領導人、共產黨和國家的海報。探訪最後還安排在營學員唱習近平作詞的改造歌曲,大意是不要做壞事什麼的,含義非常奇怪。我相信學校已經盡自己之力展現出了他們最正向的一面,但其中涉及的許多行為仍讓我感到不適,並讓我難以相信這是一個所謂的教育環境。 除此之外,BBC還列舉出了近年新疆地區加快建設這類營地的證據,引用了大量的開源衛星圖片。伴隨著這些的還有急劇上升的少數民族參與採棉花以及其他體力勞動的人數。 我相信新疆棉的質量和口碑。我記得非常清楚無印良品和優衣庫多年來都以新疆長絨棉為其很多產品的賣點。在中國人感到傷面子之前,這些品牌也知道自己在損失什麼。停止使用新疆棉,不是對中國原材料質量的不信任,而是對現在新疆問題一個無奈的反饋。如此多的信息來源指出新疆棉花產業可能存在人權問題,而品牌方作為服裝產業鏈的末端,其實無從選擇。他們沒有精力和能力去調查新疆的具體狀況,所以不如選擇直接放棄這個渠道。 在新疆的真實圖景完全披露於世之前,在生活在新疆地區外的少數民族自認為獲得社會的普遍信任之前,新疆事件會是一個持續的謎團。而品牌方能做參考的,西方社會能普遍相信的,也只能一直是西方媒體披露的真相。也許新疆的棉花產業和新疆的再教育營地無關,但營地事件產生的是一個巨大的陰影。在這片陰影見到陽光之前,關於新疆的任何疑慮必將都回歸到這個主題,此事幾乎無法避免。新疆棉花只是外界控告新疆人權問題多年積累下的集中爆發口。 在國內這段時間我極力想撇開政治,試圖採取不聽不聞、不關注、不關心的手段來避免自己陷入焦慮甚至絕望。我可以做到不理會中國的外交發言,不關心中美關係的動向,但卻無法忍受自己同胞有受難的可能。我現在坐在這裡手敲鍵盤表達同情是一種奢侈,也是一種殘忍。因為這是置身事外的人才能有的特權。而令我絕望的是我似乎在此事上永遠也無法走進真相。我的憂慮不值分文。

202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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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看展嘮叨

在自己因繁忙的課業而被迫與藝術隔絕數月後,我今天終於忙裡偷閒、再次踏入了美術館。想來也是有些諷刺。自己今天本來只是需要去301醫院做檢查,突然想起時代美術館就在附近,於是計劃了這次出行。所以這次所謂的偷閒行為,實則是自己看病期間的一次苦中作樂。不過無論如何,時代美術館從來不曾是我常光顧的藝術場所。我家住在城東南,時代美術館在城西北。再加上我個人從來未曾苟同過海淀區這邊的生活氛圍,更是難說服自己跨越半個京城過來進行一場自我療慰的藝術之旅。我第一次和時代美術館結緣還是在去年實習期間,我們書店來參加在時代美術館舉辦的北京abC藝術書展。那時候整個館內都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攤位,活動期間幾乎天天人聲鼎沸,我也就從未見過時代美術館作為一個美術館時的樣貌。不過這次算是得以見識。 現在館內正在展出的是名為「共情聯接——雲中情歌」的展覽,看介紹似乎是華熙集團每年都會贊助的展覽,展覽主題逐年更換。這次的展覽集結了12件作品,都由不同的藝術家/藝術團體創作,形式以裝置互動類藝術為主,充分體現了美術館空間宏大的優勢。不過我這個人雖然大學學了四年藝術,但觀展口味還是很挑剔,也不太有耐心去咀嚼每一件作品。當然,每一件藝術作品都有其價值所在,我只是對於深有共鳴的作品才能生出想要分享的心情,試圖找出一些貧乏的詞彙來把自己的感觸記錄下來。 展廳第一件作品是耿雪的《金色之名》。先吸引我的是地上散落的又像火山口又像水泥窪的雕塑樣物體。探頭過去,發現裡面的屏幕在播放視頻,與大屏幕上的內容相應和。我坐下看大屏幕上主視頻的時候正好一個循環快要結束,所以先看了結尾,沒看出所以然。等正片又從頭開始後,我猛地想起自己好像在別處見過這個作品。大概是一年前的時候,我去嘉德藝術中心看到過這個影像。當時這個作品被安置在二層的一個類似閣樓的半層空間里,還需要排隊上去觀看。這個作品的泥塑風格特別有記憶點,加上逐幀拍攝最後剪輯成視頻的手法,整體風格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來當時有地上的這些裝置。其實我要承認我並沒有完全掌握視頻想要傳達的內容,也就一定沒能準確地接收到藝術家想要轉遞的情緒,但這也不影響我從中感受到了一些奇異的昇華。我特別喜歡作品中人類和自然還有科技交融的狀態。這種狀態是由泥塑間的物理融合來傳達的。因為泥塑的可塑性質,我得以觀察到這交融的過程,給我一種莫名驚愕但卻超然的感受。影像中還有很多看起來非常怪誕的場景和元素,像是解剖、分娩、人物手捧並端詳臟器的場面,非常的「血腥」(但沒有真的血液)和裸露。但反而這樣的場面讓我覺得是直指人性且超然的,沒有絲毫的色情、暴力或是不適。當然,只點綴了金色的黑白畫面也有助於觀眾去消化這樣的內容。最後的鏡頭是一個金色的軀體飄蕩在散落著金箔的黑暗空間中,也是我坐下後看到的第一個場面。這讓我想起了電影《2001太空漫遊》接近末尾處那個巨型嬰孩漂浮在太空中的場景。雖然這部電影我也未能全部吃透,但也同在情緒上收穫了一點震懾,繼而是這種超脫物外的震懾帶來的平靜。 另一件特別觸動我的作品是張沐辰的《心率》。這個互動裝置放置在一個密閉的黑暗空間內,房頂和地面對應設置了幾組圓盤屏幕,靜止狀態下屏幕上有著漣漪。在入口處藝術家設置了一個又像是體重秤又像是滑板車的機器,觀眾可以站到一個小平台上,雙手握住前面的心率收集器。裝置的響應速度很快,在我手握住機器的一兩秒內整個空間內都想起了似雨滴落下般噼里啪啦的聲音。握得時間久一點後就能逐漸摸索出這些雨滴墜落的節奏感,才突然想起這應該就是自己心臟跳動的韻律。當時美術館內雖然孩子很多又很喧嚷吵鬧,但這個時間段在這個空間內奇跡般地只有我一個人,所以我得以獨自欣賞聆聽了自己內心世界下雨的聲音。有意思的是,前幾天我剛在醫院拿到自己動態心電圖的報告,顯示竇性心律不齊。但在這個空間內短短的一兩分鐘內,我的心臟好像找到了穩健的步伐,我也假裝短暫地享受了一會兒健康的身體。這個作品的形式讓我格外欣賞:上下對應的圓盤讓我找不到雨滴墜落或是聲音傳遞的方向。我隱約在天花板上的圓盤上看到了水滴落下綻開的痕跡,但深知這不符合物理規律。但藝術又有何等義務如此呢?反倒是這種空間略顯錯亂的體驗讓我得以沈浸於藝術家創造的世界中,讓自己的生命只體現於心臟的跳動,讓感官只停留於眼前的黑暗和耳中水滴濺落的聲音。我逃離了物理軀體的限制,也逃離了館內孩子們肆無忌憚的玩樂聲。(當然非常不推薦父母帶孩子去美術館玩,小孩好奇心強,是一定會動展品的,造成破壞就不好了)。 我最後想談的是李舸的《見證——你是我最牽掛的人》。平心而論,這個作品其實是整個展覽中我個人認為藝術感最低、最偏紀實性的。而它事實上就是一個完全基於現實、論形式和內容上都沒有編纂成分的記錄。而就是這個作品這樣的特點讓我在觀看過程中幾近落淚。要平時來說我其實是不會欣賞這種其實算不上藝術創作的成果,尤其它還觸及了疫情這個要點,更可能迎來我的批判。當然,這種批判不是我憤世嫉俗,而是基於我對於國內疫情期間新聞報道導向的不信任感所產生的。我這個博客去年建立之初就是想在非國內社交平台上有一個可以發表自己觀點的地方。那時我的評論也多都關於疫情和疫情期間所滋生/放大的一些社會現象與問題。但我個人認為這個作品反映了我所看重的東西,也就是疫情中的個體。雖然我並不會贊同用醫護人員個人的犧牲去拯救某些層面上國家的失職這個行為,但醫護群體仍是需要被看到、被理解、被感恩的。和我身邊大多數的同學不同,我是疫情初始就被困在了國內。當時我用盡了各種辦法去將自己與武漢的掙扎建立起聯結,買盡了各種刊登疫情報道的雜誌(許多到現在都沒有翻開,大概以現在的心境和社會環境我也很難再去找回當時的心情了),只期望自己能看見一點真實,卻又止不住為殘酷的事實心痛。有時我實在是不知道自己是共情能力太強,還只是在自我感動。李舸的這系列作品(八張醫護人員的肖像照和一個羅列疫情各種節點紀實攝影的視頻)某種程度上補上了我一年前力圖接近真實未果的缺憾,也把我帶回到了那種熟悉的心痛感中。但我很難說我成功由此複製出了自己一年前的感受,因為我一定不能了。個體的情感在本體中竟然消逝得如在網絡上一般快。信息和時代吞噬了真實,但我自己也在變麻木。即便如此,無論是處在掙扎中還是掙扎外,感動還是可以保持一如既往的真誠。感動是脫離真實和個體以外的感受;坐在電影院裡,許多人都可以奇跡般地和一個虛構的敘事產生莫名的共鳴,也許還能為其灑下幾滴熱淚。 這次觀展的感受差不多就是這些了。之前我也有過看完展有很多想說的話的時候,但我要麼是把想法壓縮成一條140字的微博,要麼就讓其逐漸擱淺在自己的腦海中了。這次有時間也有動力把想法粗略地傾瀉了出來,感覺很舒坦,希望今後還能這樣做。

20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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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用雙耳捕獲什麼

我最近突然對機械鍵盤起了非常大的興趣。之前我也對鍵盤有些許的迷戀,並且異常享受通過不同鍵盤嘗試新觸感的過程。就算薄膜鍵盤無法產生機械鍵盤充滿韻律的敲擊聲,它們略顯薄弱的啪嗒聲加上手指與鍵帽接觸時不同的感受也給了我許多新奇的打字體驗。 但其實我對觸感的變化又可以說是遲鈍的。在幾年前蘋果電腦大換代的時候所有機型的鍵盤都做了結構上的改變,也增大了每個鍵帽的面積。但我只是花了一點時間適應新的鍵盤就很快忘記了舊鍵盤的手感,自然也說不上來誰好誰壞。對於鍵盤,我似乎沒有做過主動的選擇,只是暗自享受了經手的每一個鍵盤給我的新鮮刺激。但我記憶中特別清晰的是我大學第一個學期末的經歷。大概是某次我去圖書館時裡面單獨的書桌已經全部被佔領,我就被迫坐到了電腦桌上。因為放在桌上的台式機顯示屏太佔地方,與其把自己的電腦擠在同一張桌上我索性用台式機寫起了論文。那是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又觸碰到拖著長線的台式機鍵盤。當時那清脆的啪嗒聲一下子迷住了我。我現在自然無從得知那是不是我和機械鍵盤的首次偶遇,但我知道在那把鍵盤上敲擊的快感助我度過了寫論文冗長無趣的時光。那清脆的聲音並不只是雙耳可以捕捉到的,就算戴上耳機,我的手指也可以感受到鍵程和鍵盤給我的回饋。 我覺得感受這種回彈是很浪漫的,我曾一直把這種感受和真正的寫作聯繫到一起。在中學時代我就曾拆資購入了一台漂亮的芥末黃色的意產打字機。我敲擊鍵盤時,對應的字模也在敲擊著紙張。這是一種很美的韻律和默契的協作。但這種浪漫來源於我對打字機有些脫離實際的想象。首先我忽略了電子產品最大的便利:即時刪除錯誤的信息,且不留痕跡。略有些完美主義的我實在是難以接受自己手誤導致的typo清晰而永久地戳印在了紙張上。另一個失望的發現就是打印機用的色帶無時不刻都散髮出一股煙塵和上世紀的油墨氣味。不出幾個月後我就閒置了這台打字機。當然,那台打字機沒有讓我完成任何意義上真正的寫作,且我當時用英文創作的能力比當下還有限,讓我受了不小的打擊。所以我想我現在對機械鍵盤的執著也許又是自己大腦遭受的浪漫主義的一次襲擊,但我期望我手下的這把鍵盤這次能讓我真正完成一些有意義的文字輸出。 生活中許多操作所伴隨的聲音都曾給我帶來可以用極樂形容的體驗,在鍵盤上打字只是其中一個。我記得我從小就非常喜愛汽車轉向燈閃爍時發出的聲響。那是一種沈悶的聲音,彷彿來自引擎蓋的深處,只能通過汽車外殼與內飾的共振發出一般。這種聲音可以用彈舌音來模擬,但彈舌音即使透過口腔內壁也還是聽起來比那個聲音清脆了太多。我喜歡的就是這種提示音些許暗啞但卻充滿彈性的特性。在我自己開始駕駛汽車後,每次撥動轉向燈的操作桿就像是把一個橡膠做的柔軟彈珠拋了出去,聽到的就是它們在一個虛擬空間中來回彈跳發出的聲響。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轉向燈發明時它的提示音就是這般,但它確實是獨一無二且和打轉向燈這個動作完美融合的一種聲音。我在生活中它處從未聽到過類似的響聲,以至於無法用切實的比喻說出它到底像什麼。想必這是一種原創的聲音。 我認為一個操作有一個獨屬的聲音很重要,也很讓我安心。當下的產品無時不刻都在追逐靜音的體驗,似乎任何的聲響都會成為對我們思維和活動的打擾。但我對這些所謂物體獨屬的聲音懷抱著一種感恩之心。我的雙耳不只是一個信息接收器,除了聽音樂和別人講話外,我享受它對於細膩聲響的捕捉能力。我的耳朵在幫我洞察生活,而這些幾乎只配被稱作環境音的聲響將我對生活的體驗增加了一個維度。它們是真實存在且普遍的,並且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將其創作出來。我厭惡對聲音的拙劣模擬,像視頻中加入的引擎聲特效,甚至是電子產品鎖屏時發出的賽博上鎖聲。我認為這是我們對「上鎖」一詞意義不經思考的轉嫁:似乎最早出現的「上鎖」就奠定了今後所有「上鎖」行為的本質及其帶來的體驗。 這讓我想起最初問世的汽車。因為之前人們一直使用馬車,馬車的形象和結構就在人們心中固化了對交通工具的理解。所以一開始的汽車在形態上都和馬車相差無幾,並沒有根據汽車獨特的運行方式對外形進行設計。同樣的問題當今正發生在新勢力汽車和傳統燃油汽車上。特斯拉車內空間對科技的高度依賴一度讓人難以接受,但一些老牌燃油車廠造出的新能源汽車也因不肯拋棄燃油車的一套模式而飽受詬病。於我而言,駕駛如果不止是一種出行方式而是一個體驗、車輛如果不止是一個工具而是一個空間,那我們勢必需要根據新的需求和技術來創造一個屬於新時代的駕駛方式。而這個新的駕駛方式就可以成為新勢力車輛獨屬的聲音。 所以我說的聲音也許不必只指向文字意義上的聲音。它甚至有些像Walter Benjamin所指的一件作品的「aura」。對聲音的隨意模仿和挪用和對一件作品的不斷複製傳播有著類似的功用,最後只會讓這個aura盡失。而我個人不想看到這些聲音被剝奪它們原本可以帶給人們的體驗。這些聲音不是完成某個行為的標示:它們是伴隨著那些行為產生的,是行為的一部分,是時刻在被體驗者感受到的信號。不要讓這些信號失去它們本有的位置,也別讓我們的感官太執著於一個信號背後的意義。 我猜想就是這些aura的存在區分了生活與生存。

2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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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的理由簡單一點

距離上次提起筆寫點什麼東西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年。在沒有寫作(至少是為了自己寫作)的這五個月中,我試圖和美國大學的導師做了一個project,後來又決定休了學,辦了各種手續,又完成了一份實習工作。但無論如何,在過去這段時間中我都沒有找到任何提筆寫字的興致,或是必要。當然我的文字缺乏殺傷力又沒有什麼傳播性,這個「必要」是於我自己而言的。我沒找到寫下東西來讓自己安心的必要。10號四川大學的美籍教授Peter Hessler在The New Yorker上發表的新文章在國內社交媒體上得到了很多的熱度。我先前還不清楚他是誰,第一次看到這篇文章的相關信息還是因為關注了為稿件供圖的攝影師張克純。我剛剛去讀完了Hessler的這篇文章,在讀的過程中心中燃起了想要寫點什麼的慾望。他的記述又讓我看到了文字的力量,繼而讓我找回了寫作於我失而復得的意義。 其實我這幾個月間不是沒有進行任何形式的文字創作的。在我的實習工作中,我每天都要寫一兩條微博的內容,並且字數算不上少,每條也要小400字。除此之外還零零散散地寫過一些文章導語,但完全算不上一篇完整的個人創作。這份工作於我而言也就是一份工作;我寫的東西雖然自己也算感興趣,但終究不會產出一些透露明顯價值觀和個人色彩的內容。大概就是這些零碎的、過度factual的文字在短暫的幾個月中把我規訓到懶得去思考並梳理出自己的經歷。就算只是閱讀,太長的敘事也叫我覺得疲乏,轉頭又回到了微博上的短信息流中去。也就是在離職後的這近兩周的時間里我才逐漸找回了沈下心來看大篇幅文字並吸收有效信息的能力。 我自己一直是喜歡看紀實文學的,但有時覺得有些文字太有力,就算只是眼睛吸收了信息也感到震耳欲聾。又或是出於一種對自己某方面知識缺乏的自我保護,我不愛看時事評論,也拒絕去寫類似的東西。但這麼想的前提是我覺得只有有關政治民生,或是喊的聲音夠大的文章才算得上是一篇文章,但Hessler就給我上了一課。原來你可以站在政治的風口浪尖但選擇只談生活,你可以選擇看見、記住,但不為事實染上色彩,不讓它淪為政治的工具。有著充沛的生活感的故事總是吸引我,這也是一開始我在財新週刊上看到方方日記眼前一亮的原因。但後來方方和她的文字已經變成了政治武器、她的社交平台淪為了屠宰場,我就失去了信心。Hessler的文章還有趣在他的修辭與幽默上。我之前也是以為客觀和風趣、社會意義和文學性是難以並存的。他寫到那位成都的劉先生在經歷了幾十天的醫學隔離後重回他的藥房、加油站和牛蛙魚頭餐廳的懷抱時,我感到一種莫名的忍俊不禁。劉先生的形象頓時鮮明起来,也很真實,Hessler是真的把生活的煙火氣和小人物的存在感浸到了字句里。 也正是Hessler的這種對於政治口號毫不愧疚的退避以及對生活最細膩的觀察和熱忱的尊重讓我又看回了寫作的本質:觀察,然後記錄。他記錄的方式和話術就是他對自己之所見最真實、最好的反饋。藝術是真的來源於生活。回想起來,我也不知道自己現在對於寫作強迫性質的偏頗觀念又是從何時得來的,因為小時候的我是很擅長又喜歡寫作的。從小學起我的語文都是很好的,在完成作文作業的基礎上,我沒事就寫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涉獵面也廣得很。印象中我就寫過果寶特攻動畫片的番外,寫過有關小學音樂教室里一副舒伯特畫像的鬼故事,還有模仿莫泊桑小說的拙劣習作。雖然那時我也不會把文章發表到哪裡,也鮮少給別人傳看我的「小說」,但我相信我是在寫作本身中找到了價值和動力的。那時我沒有奇怪的自省,也沒有因為自己寫的東西缺少「社會性」而瞧不起自己。也可能是當時作為一個孩子,中國社會本也免去了我高舉各類旗幟的義務。進入初中後,我自己開始關注社會問題,並且不可避免地要參與其中時,總感覺文字需要教育、需要警醒讀者,不管這個讀者群體有多小。後來,大概是在我年輕人生中的某幾年間,我感到自己的渺小、無知與無力,繼而把這樣的自我認知投射到了寫作這項活動上。從高中起,直到現在大學都快要畢業,我不記得曾幾何時還為自己寫下過任何長篇累牘的文字。我害怕不站隊的文字沒價值,但忘記了記錄這個動作本身就已經有著意義,站隊與否只是取決於寫作者本身的後續思考了。 今年年初因為新冠疫情我被困國內,不得不目睹了一場媒體界的嚴冬。那時又多少是為了一點社會意義和政治抱負搭建起了這個網站,更新了幾篇文章,訴說了不少在大陸社交平台上會被嚴查的觀點。那時其實還是忍不住在反向證明自己觀點的價值:就算被封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認可。但出於自己的懦弱和對政治本來就欠缺的關心和瞭解,我也難以不斷產出圍繞社會議題的討論,甚至感到了一種思想上的逼仄感:我怎麼可以對某些事情沒想法呢?明明寫作只是自己非常小的一點side business,作為一個藝術生,我對自己寫作的寬容程度還比不上我看待自己的攝影作品。拍照時我喜歡秉承著「傳遞視角」的態度,很少做後期的調整,拍攝的主題也多是受到生活啓發。我也享受從真實世界中進行一些隨機的探索和取景。寫作本也該如此。我也許會端著我的相機追逐四川大學校園裡的無人快遞車,但可能不會像Hessler一樣把所見用文字傳遞出來。我忘記了文字表達也可以是信息的傳遞和分享,而不必只是某句口號的載體和某個觀念的宣傳冊。 下次我再出去拍攝,不僅要端起相機,也要喚起自己的大腦。人間百態,走近了觀察才最有趣。在政治波蕩之時,真實的「看見」才最有力。寫點東西給自己,不為了所謂政治的波濤和社會的方向,就像在微信上和朋友滔滔不絕地講解自己的一趟奇遇,只為了自己的一點興致盎然。不必隨波逐流也不必逆流而上,可以舉起你的鍵盤和筆,在浪尖衝浪,在放眼整片大海的同時腳下也可以感受一點人間的真實。

20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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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醜和面子

最近其實一度不想關注新聞了,微博也看疲了。之前只是微博下面評論噁心,現在連帶新聞本身也噁心了。現在疫情中心轉移到了歐美地區,對於疫情處理的討論也自然轉移到了歐美國家上,加上剛爆出的韓國N號房事件,最近到處都充斥著對於這些外國新聞的討論。討論中很多人作為中國人把自己撇得很清,是站在對立面上去指點外國的負面新聞的。幸好自己平時關注了一些女權博主,她們在關注N號房新聞的同時同步曝光了國內等同N號房的91網。我一直覺得中國人對於所謂家醜和面子的看法很有意思:對於很多知情的家醜選擇無視甚至包庇,並覺得在外人面前有了面子就是全部。我當然對於此是不能苟同的。我甚至感覺最近這個包庇家醜的情節升級了:中國人很多不知道自己的家醜,自以為腰桿很硬,在嘲笑別人時不知道自己家房子也塌了。 我當然不是說中國人不能關注、討論國際新聞,但是與此同時我覺得不能忘了自己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現在官媒很大程度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是事情本身的重要性被忽視,二是這種分散的報導風格讓人無法直觀地把眾多惡性事件連結起來,以至於看不到背後更大的問題。像猥褻幼童婦女的案例幾乎無時不刻都在發生,加上中國如此大的人口基數,這類犯罪數量更是少不了。然而保護幼童和婦女的運動卻未能興起。現在覺醒的人已經不少,她們很多人也做出了自己能力範圍內的努力,但一旦“運動”的苗頭顯現出來,就會被網警一舉澆滅。這個國家怕“亂”。我記得之前人教出版社編了一套給小學生的特別好的性教育課本。裡面教給孩子如何保護自己、如何辨別陌生人的性騷擾等。結果讓熱心家長以尺度過大給舉報了,令人無語。背後的邏輯似乎是只要不討論猥褻,就不會發生。對女性的猥褻、騷擾等同理:如果發生了,一定不能討論,這個“家醜”要受害人嚼碎咽了,面子掛在了自己臉上也順帶掛在了加害者臉上。 其實我一直對韓國的新聞業很佩服:敢自揭傷疤,把問題撕給人看。韓國因為種種原因很多曝光出來的問題沒能得到妥善解決,我認可這個事實;但把問題公開化也已經是勇氣。之前世越號沈船事件官方媒體做的不好時,許多獨立的記者、媒體人出來做了很多報導和曝光。我看了紀錄片《潛水鐘》,很佩服那位記者堅持報導的決心和面對阻撓不懈的努力。通過這些我看到了韓國媒體人對真相的追求。同樣,這次的N號房事件,性質之惡劣、涉案人員之多,能被媒體拿出來示眾,我覺得是件好事。但在中國有著超過八百萬註冊用戶的91網卻似乎格外好命,傳播著同樣噁心的內容,卻平平安安帶這麼多註冊用戶度過了這麼多年。N號房裡的韓國男人是錯了,可與此同時我們的網絡環境就更好嗎?微博上更甚有跳出來傳播N號房裡視頻的帳戶,令人髮指。好多網友罵韓國和韓國男人時卻不知道同樣的事情在中華大地上也在發生,並且情節一點不比N號房輕。這件事上我們不是在國民素質上領先了韓國,而是在新聞透明度上輸給了人家。 最近新冠疫情在美國肆無忌憚了起來,早看不慣美國的網友也都活躍了起來。有的人批評是就事論事、到位的,有的則是忽視國民苦難的謾罵。一開始亞裔在美國戴口罩遭歧視是真、特朗普管病毒叫中國病毒是真、一開始對疫情防控盲目自信造成重大疏忽也是真。可現在美國終於醒過來了,特朗普也放棄嘴硬了,民眾也開始有正確的認知了。一些網友,包括我的父母,卻仍熱衷於批評美國控制不住疫情,順帶夸上兩句我的國。他們看到疫情的數字是證明美國失職的證據,但忘記了那背後是活生生的人,是雖然與我們語言不通、文化不同但有著自己生活的人類。作為真正在疫情震中紐約生活過並還會回到那裡的人,我卻擔心曾與我分享那座城市的同胞。每天電視上播著習近平強調的“命運共同體”,許多人卻還在狂歡自己的好運。在說美國沒控制住疫情的同時大家似乎早就忘記了武漢病例曾連續增長了多少天,又花了多久才逐漸趨靈。看著疫情剛開始爆發的歐美國家,狀況轉好的我們卻開始在沙發上指點江山。這場疫情戰爭其實哪個國家都輸了,子民病了、傷了、犧牲了自己、失去了家人。我們無視自己的“家醜”,掛著好大的面子檢查別人的工作。國內在疫情期間產出了大量真實報導的媒體,如《財新週刊》、《人物》等,卻常遭禁言。一些忠言和有著視覺衝擊力的照片還沒出現在大眾手機屏幕上時就已經被審查制度抹去了痕跡。我支持討論別的國家地區處理疫情時的不足和問題,但這要建立在國民對自己國家表現的正確認知上。否則這種討論不是取長補短,是五十步笑百步,沒有實際意義。 面子是自身形象對外的展示,固然重要;但家醜我們也必須知情,並有勇氣直面它、挑戰它、直至解決它。面子好了,他人得知你過得不錯,對他人沒有直接衝擊;但把家醜藏起來,傷疤在自己身上化膿,最後承受後果的卻是自己。還有,在嘲笑別人的“家務事”時,別忘了自省。

20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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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

在我目前僅度過了20年的人生中,有咖啡喝的日子超過了二分之一。 小時候我媽常帶著我喝速溶咖啡。我的印象裡我家是從不缺一大包一大包的速溶咖啡的,有澳門的、新加坡的、馬來西亞的,反正全部來自中國大陸南部以及比那更南的地方。這些咖啡都不是黑咖啡,很多都叫相反的”白咖啡”,像那種三合一咖啡。咖啡粉倒出來裡面自帶奶粉還是植脂末,白色的粉末摻著棕色的粉末,開水一倒進去就變成牛奶香精味濃郁的飲品。我們中午就把這種咖啡當成午飯的配餐喝掉。在這樣重複的喝咖啡活動里,我們似乎一直有著一種侷促感,而推動我們的大約是咖啡鄰近的保質期。但小時候的我對自己喝咖啡的行為是有一種莫名的驕傲感的。咖啡和酒精常被視為”成年人的飲料”,我很喜歡這種滄桑感。但很長的時間裡我都沒有喝到過現磨咖啡本真的味道,就像最初天真地以為酒都像rio一樣那麼容易下嚥。我內心中是畏懼苦味的,連小學時便利店裡的苦咖啡雪糕我都沒敢嘗試過,並常常羨慕敢於挑戰這種雪糕的小孩。 我的初中在北京繁華的地帶,自以為是的成熟和增多的零花錢為我開啟了許多新的大門。星巴克略顯高昂的價格和它”高貴”的美國出身讓我以為他們製造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啡。最開始接觸現磨咖啡時,奶咖都是最受歡迎的,因為牛奶的香濃和絲滑的口感能很大程度上中和濃縮咖啡的威力。所以我當時喝的最多的便是拿鐵和摩卡。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內心中生出一種古怪的攀比心裡,覺得敢於直面苦味才能體會”成人飲料”的真諦。開始挑戰美式後,我一直以能下嚥”苦咖啡”為榮。但實話實說,那時候的我沒有喝咖啡的習慣和愛好,有時甚至對美式的苦味已經難以承受,卻還是要固執地喝下去,似乎戰勝了美式就能達到人生新的高點。 我的高中昏昏沈沈暈頭轉向,我的咖啡生活仍然只限於校對面寫字樓裡的星巴克。在極大的身心壓力下,和咖啡相比,炸雞和垃圾食品更能給我快樂。星巴克沒給我指向新的徵程,只是成為了我課後寫作業和談戀愛的練習場。當然,自己端著一次性咖啡外帶杯的形象總讓我覺得自己的忙碌也顯得更加高級和深沈了。 到大學後,咖啡才第一次在我生活中有了實際的重量。星巴克在美國的定位太親民了,我們在曼哈頓小到可憐的校園裡都有一家(雖然口味大不如外面的正規門店)。學校的星巴克又可以刷食堂卡,所以咖啡成了我每天課前課後的必需品,何樂而不為。雖然我從未體會到咖啡因在我身上有任何神奇功效,但咖啡還是在我的生活中奠定了它的位置。從那時起,我算是離不開咖啡了。 大二起,我住進了單人間,自己也因為各種原因喜歡上了獨來獨往。紐約可是brunch和咖啡小店的天堂。我一個人買過許許多多不同店鋪的咖啡,並常在略顯壅擠的店裡坐上一兩個小時,邊喝咖啡邊做作業或讀書。咖啡喝多了,我竟逐漸喜歡上了咖啡的味道。在懶懶的不想出房間覓食的日子裡,為了能喝上新鮮的咖啡,我購入了膠囊咖啡機。這個機器到目前已經陪伴了我近兩年。假期回國,除了像瑞幸這樣的國產連鎖店的興起,也有許多獨立咖啡店出現在了我的視野中。我和朋友打卡了許多北京的小店,並嘗到了許多新”菜式”,像髒咖啡,或是氣泡水美式。咖啡的香氣伴著小店裡閒散的愜意感成了我理想的午後生活。除打卡咖啡店外,我也給北京的家裡購入了摩卡壺和冷萃包,在需要實習的繁忙日子裡也確保一早能喝上新鮮的咖啡。 咖啡的地位在我的生活中提高後,我開始願意為它投資了。我開始嘗試菜單中價格略高的冰滴和手沖,並愛上了這些咖啡較美式相比更柔和順滑的口感。在前不久,我終於為自己買入了一套手沖的裝備,幾個月下來嘗試了各家的豆子,對自己的喜好有了粗略的了解。手沖咖啡在便攜和快速上沒有優勢,但是滿足了我對漫長冬日裡”慢生活”的嚮往。我常從外面買回一些小點心,配著手沖咖啡當作下午茶,格外愜意。但我現在對咖啡仍知之甚少,只對豆子產區和處理方法有最基礎的了解。在繼續走訪小咖啡店的同時,我希望自己能多吸收些關於咖啡的知識,並有朝一日給自己的住所添上一台專業的義式咖啡機。 現在的我喝出咖啡本真的味道了嗎?我覺得還沒有。我也離咖啡所代表的”成熟”越行越遠。但這仍無法阻止我喝下去,作為一個小小的愛好、一點生活的情趣。

20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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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輿論控制

前幾天我在谷歌搜索艾未未的《黑皮書》、《灰皮書》、《白皮書》系列的相關信息,以為能搜出些圖片來。在前段時間讀完巫鴻老師寫的《榮榮的東村》後,我第一次瞭解到艾未未原來也在後期東村的活動中有一席之地,並且他的參與對當年像榮榮這樣年輕的藝術家有著很大的鼓動作用。這一些列中的第一本《黑皮書》就與當時的東村藝術家和他們以行為為主的藝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勾起了我了解這一系列書的興趣。在國內上了這麼些年網,自動換到外網去搜索關於艾未未的信息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我關於這一系列書的詳細信息沒搜到,卻偶然翻到一個抬頭赫然寫著”禁書網”的網站。光這個名字就散發著非常囂張的外網氣息。這個大膽的網站吸引了我。 網站設計和十幾年前的搜狐網差不多:信息密集無區別化、密密麻麻全是宋體字、沒什麼圖片。當然網站抬頭的設計也是03版PPT藝術字那種風格。網站信息多功能也多,有各種分欄,有關政治的、宗教的,很多很雜。其中有一欄就叫“禁書”。我猜是可以直接下載書的地方,就點了進去。翻來翻去,幾乎都是和建國初期和習近平相關的話題,我興趣也不大,乾脆直接搜索了“艾未未”,想再碰碰運氣。《黑皮書》沒有,倒是搜出了他作為客席編輯的一期《新政治家》。 當時我著急吃晚飯,就粗略地翻了一下,看到一篇叫做《訪問五毛黨》的採訪,被訪者是一位網絡評論員。這期雜誌是2012年的,當時的網評員就已經有一套非常完善又熟悉的引導輿論的手法,其中不少都涉及到”團隊合作”。輿論引導的工作比我想像中來得更不直接、更有手段。很多時候不乏用爭吵和極端批判的言論引開網友對敏感事件的集中反應和討論現場,大概這就是”釣魚”一詞所指。網友注意力分散了,也是達到了目的。這之前我以為網評員都是那些特別明顯的小粉紅。這位受訪的網評員還透露做這一行有兼職也有全職,全部聽上級文件的指導。文件也一般會非常直接地指出需要完成的”任務”,網評員需要自由發揮的地方不多,算是一份好賺錢的工作。這位網評員在採訪後段對這份工作的本質和中國政治顯出了一種非常抽離的態度:表示接受這份工作無關個人信仰,他在工作時也很少去想到更高的層面。反而是通過觀察網友的反應和用不同辦法引導輿論的實踐後學習到了很多有關社會心理學的知識。 最近因為新冠疫情微博上也在經歷非常嚴重的信息和輿論壓制,討論中也一定還活躍著一些網評員。我看完這篇採訪覺得在8年後的今天關於網絡輿論控制的討論也仍很有意義和價值。政治宣傳和輿論引導大概是不同時期下很多國家都在做的事情,並不稀奇;媒體站隊的現象在東西方也都屢見不鮮,培養了一些越發根深蒂固的政治和文化偏見。但最近國內的輿論控制越發保守甚至奇怪:像對性少數群體又見保守的態度,和對一些並不直接指摘政府、只是有敏感關鍵詞出現的話題一律進行封禁處理。像前幾天在網絡上掀起的對艾芬醫生採訪文章的”再創作”熱潮,是我目前見過的規模較大、受眾面最廣的一次公開反抗。文章被翻譯成了多種語言和體系,雖然真正能讀懂、或者能去讀的人都很少,但這些”存檔”的存在對當初輿論的壓制又形成了一種反壓制。其中一個emoji版本讓我彷彿看到了徐冰的《地書》在如今的語境下又被再活用,其實很有意思。 到現在我竟已分不清我國是在網絡輿論控制上花的時間太多還是太少。言論自由縮緊到現在這個程度,是分門別類審查了的關鍵字太多,還是圖個省事沾邊的都一刀切花的心思太少。但無論是這兩種中的任何一種都不樂觀。前者的恐怖之處不言而喻,後者的恐怖之處在於對民眾思想結晶的蔑視:不願聆聽民眾的聲音,不相信民眾自己對信息的判斷力,甚至都不再願意花時間“引導”。說白了就是還不如第一種。但我既不願意當被斬首示眾的“聰明人”、“出頭鳥”,也不願意當“被消失”的透明人。

20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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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哨子的人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本文從《人物》社交媒體轉載,希望為大家的閱讀提供便利,文章全部版權歸《人物》所有。)

20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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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長存

微博不敢捂住有威望的發言者的嘴,但它挖掉了圍觀者的眼、砍掉了傳播者的舌。 昨晚我剛讀到二月初財新週刊上刊登的作家方方老師在武漢留守的抗疫日記。雖然之前不了解方方老師或是她的作品,但僅通過這一篇篇日記,我都能感受到方方老師的敏銳、敢言、擔當。日記大多記錄了封城以來方方老師家人、朋友的經歷,和她的所見所聞。字裡行間有聽到壞消息時的緊張、憂慮,也有了解到好消息時的暢快、樂觀。但最重要的是,在每一次事件背後,方方老師都注入了思考,寫下了評論和反思。不好的結果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誰的失職?得到的幫助是來自誰的善意、又由誰執行?這些都寫的清楚明瞭,把功勳給該給的人,把批評指向確有失職的一方。財新週刊在文章開頭的摘錄也是直擊要點。方方老師寫道:“惟願我們能有記憶:記住這些不知名的人,記住這些枉死者,記住這些悲傷的日夜,記住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在這個本該歡樂的春節中斷了人生。否則,我們怎麼對得起那些和我們共同建設、共同享受過武漢的人們。” 在方方老師的抗疫日記後一篇就是雷頤的《災難記憶》,文章內容和上面方方老師的期望遙相呼應。他直接指出“隱瞞疫情”從李鴻章時期起就已成官場的風氣,而這種習氣就成為了我們此次對抗疫情時的“軟肋”。許多在17年前SARS肆虐後就體現出來的在多方面改革的重要性卻隨著時間流逝被擱置直至被遺忘了。我們的體制沒能被改變,人民也失去了災難後的集體記憶。雷頤指出“脫離集體記憶的個人記憶將迅速被時間侵蝕”,現在看來無疑是正確的。SARS造成的傷害只在失去親人的家庭和留有後遺症的患者身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剩下的人因為不曾因SARS而痛苦掙扎,就一併忘記了它因何而起。 睡前刷微博時我看到關注的人轉發了方方老師3月7日最新的日記。方方老師這次又談及了昨天被推上討論熱潮的“感恩”問題,我讀完後仍是醍醐灌頂。自己製造問題、動用各種社會資源想辦法補大洞、最後又自己表揚自己,實屬滑稽。解決問題雖是好事,但不產生問題才是根本。看完日記後我點擊轉發,配上了一些根本談不上敏感的點評,今晨起來卻發現因違規被微博刪除,不禁覺得可笑。回到這個問題上,這種時候我最討厭有人拿中國和別的國家比,根本是詭辯。無論是“人民公敵”美國,還是發展狀況不如中國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其實在國家面臨的一個具體問題前與中國沒有可比性。尤其特朗普上台後,很多中國人更覺得可以拿美國當笑柄、可以嘲笑這樣一個發達國家也存在問題的現象;聽到別人提中國的不好,有些人又陰陽怪氣去諷刺別人為什麼不移民,要麼就說什麼生在中東戰亂的國家還不如中國。這樣的對比除了迴避問題、自我安慰外,其實歸根結底也不能推翻中國需要改進這一點。別的國家有問題,不代表中國就沒有。有的國家做的不如中國,不代表中國做的就十全十美。國家改進又不是什麼丟人的事,發達國家也還在根據現狀更新政策。人民在推動國家改革、改進後也更加自豪,有了歸屬感、參與感,感受到了自己的重要性。 到底是我們不知反省,還是反省錯了方向?還是本來該改變的政策不願為已經過去的災難改變?為什麼我們可以記住南京大屠殺、可以記住民族尊嚴被別人踐踏的屈辱歷史,卻記不住因為自身的問題導致的子民的苦痛?因為中國之大,人民就只能停留在數據里,無法被看作北野武導演口中的“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從有使命感的當代學者、研究者、作家和各種專業人士到像我這樣的普通人都存在著如上的疑問。我們質疑、我們直視陰暗的角落,不代表我們不想走上陽關大道、不相信國家有一天能夠變好。 人民應有主人翁意識。國家不是上級,作為人民我們不應阿諛奉承、自我欺瞞。你遵紀守法、依法納稅,在給國家提意見上沒有什麼不配。不能說是推動社會進步,但你在維持這個社會運轉,你是它的一部分,你就有權利提出見解。但現在不僅提出的意見無人響應,連提出見解這件事都得小心翼翼。 想起昨天因為一家淘寶店客服表示台灣目前是獨立管轄的事情在微博上被大家圍攻,很多人跳出來對淘寶店惡言相向。這個客服在表示台灣獨立管轄的同時也說台灣領土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裡應該批評的地方是客服的行為不專業,擅自用工作平台和顧客辯論服務以外的問題,而不是她說台灣是獨立管轄的這件事。因為現在台灣的確是被獨立管轄著的。後來看到一條評論我覺得說得很對,大致意思是:兩岸統一是期望,不是現在的事實。在促進達成統一前就給民眾灌輸“台灣已經是中國“的觀念,和疫情期間掩耳盜鈴的作法不無相似。 有目標要努力實行、看清行進路上的障礙,要懂得反思、積極清障。不能因為有了宏大的目標就算達到了目的,有了美好的展望就假裝腳下已經有了堅實的土地。相信國家只要開放政策、給予機會,我們很多人都想親自去建設它。但現在它連聽我們說話都不肯,還覺得我們才是行進路上的障礙。

20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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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神化了的攝影師

在說攝影師之前我想先說個我偶然加了微信的古著+民宿店老闆。我很久前在他的淘寶店淘了一件西海岸風格的藍色類似毛巾布材質的短袖T恤,後來就加了他的微信,但我們也從未說過話,我也再也沒有從他那裡看到我特別稱心的古著。直到最近肺炎流行大家都禁閉在家,我看到他在抖音上直播放黑膠,他的音樂品味又和我相似,喜歡聽些jazz啊soul啊這類。我就為了他的直播下載了抖音,現在正在看他直播。有趣的是整個直播間就我一個人,他偶爾湊近看看直播的屏幕,估計也在納悶這個連頭像都沒上傳的觀眾是誰,又是如何慕名而來。 回歸正題。我之前和別人約好一起到京郊野地去放風。我因為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我曾經的老師每天都在潮白河邊騎行打卡,於是提議去潮白河。同行說有一位攝影師對潮白河那一片很熟,他又願意帶我們一起去,於是何樂而不為。正好我行車技術也不達標,無法支撐我一路摸到河岸去。我和這位攝影師先到了約定地點。我之前想像他是個有些冷酷的年輕人的形象,但見面後發現他是個在自然中摸爬得很自在的、顯得樸實的人——他不拘小節,短髮已經留長,一身運動裝扮,鞋子和褲子沾了土,想必是常徒步的人。在等同行時他給我看他拍的照片,是那種靜謐又乾淨的、似乎有著神聖感的照片。那些照片第一眼我是很喜歡的,但我那時還不知道他是誰。他說照片就是在潮白河拍的。 他開一輛吉普車,車內頂裝有大音響。車前窗放了一枝他折下的植物,他說是蓖麻,他覺得很好看。在我們驅車前往潮白河的路上,我逐漸了解到了他的年齡、之前從事的工作、甚至喜歡的攝影師。沿途他給我們介紹他經常去逛的區域,有皮村、宋莊、還有因為現在修建的過於正規而變得無聊的溫榆河畔。他給我們指了自己拍紀錄片時曾經長期住過的一家小旅館,還給我們講了征名塔最底層都是大糞的事。我們剛到達潮白河邊後他說要坐一會,我們就坐下吃喝。他從包裡拿出之前本來要去日本的拍攝方案,現在因為疫情不能出行、他也沒有興趣再參與了,他就從裡面撕出一張紙給我當坐墊。我那時剛把相機從包裡掏出來,他拿去看了看,還用它拍了幾張照。 一路上他喜歡撿岸邊的廢棄物,有時是樹枝、海帶,有時是人類留下的垃圾。他看起來很喜歡把這些現成的、手邊的物品用作拍攝時的道具。路過一個養雞戶時,他還和對方約好返程時買些雞蛋帶走。因為是我的同行介紹我和這位攝影師認識的,他們兩位之前打過交道,顯然更熟絡一些。聽他們聊,我才知道他喜歡拍少女,還被稱為“喜歡折磨模特”的攝影師。他對要拍的東西應該有些自己的想法,一路上很少拿起相機,不像我已經按了幾十張。我們最後走到大橋下,又坐下休息。聊天時話間體現出他也不過是個有著學習英語煩惱的普通人,他也會小小打聽周邊的人際關係,會主動問我在一些事上的看法,會對有些事情不解。 天色很快暗了下來,我們往回走的路上走得更快了,沒有四處看,話也沒有之前多了。坐上車後返程路上繼續聊,我才知道之前在我和同學間小有名氣的公眾號是他主理的。把我們送回之前的約定地點後,我自己驅車回了家。回家後我怎麼琢磨都覺得他的名字有些熟悉,於是到微博上去搜索他。這才發現他已然是業界很成功的代表,出了一本廣受歡迎的攝影書,和很多明星合作拍過片、還為我曾經喜歡的歌手錄製過MV。但這些我在和他相處的一天中都不知情。如果知情,我想必也不會自在地抽他遞來的煙,不會誠實地講我的有些想法,甚至會不太願意開口。 以往在我視為“神級”攝影師的面前,我似乎逼迫自己失聲,強迫自己沈浸在對方形象的光輝之下。但度過那一天後,我才發覺真正發光的是、也應該只是攝影師乃至所有藝術家背後的作品。經歷塑造了藝術家。隨著經歷的疊加,藝術家本身的形象、人格、態度都面臨著改變。但藝術家的作品只凝固了一個特定的時間、一個具體的想法,在它落地之時起就不再被影響,而只能被解讀、傳播。前幾天我剛讀完巫鴻老師寫的「榮榮的東村」,才第一次了解到了遇見映里前、初來北京時的榮榮老師。這位曾坐在我對面吃午餐的“上級”的形象頓時親切了起來,我在紐約畫廊曾看到過的他東村系列的攝影作品也顯得更加真切。 攝影師們如今享有的聲望是他們曾經按下快門時不曾想也未曾料到的,透過他們的視角,我很享受做個上世紀摸爬滾打的懵懂的年輕人。

20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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