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移民》
W. G. Sebald “The Emigrants”
往事岂能如烟
塞尔温大夫差不多每隔一定时间，就来这栋几乎还是空荡荡的房子里看望我们，从他的菜园给我们带来蔬菜和药草——黄色和蓝色的菜豆，经细心照料长大的土豆、甘薯、洋蓟、香葱、鼠尾草、峨参和莳萝。有一次来访时，克拉拉进城去了，我们——塞尔温大夫和我——聊得比较久。这次聊天从塞尔温大夫问我是否从来就没有乡愁开始。对此，我没什么好回答的。塞尔温大夫则相反，沉思片刻之后即向我忏悔——换个说法就不符合事实了——最近几年，他感到自己越来越怀念故乡。我问他到底要迁回何处，他说他七岁时就跟随全家离开格罗德诺附近的立陶宛乡村，开始流亡。那是在一八九九年深秋，当时他们——父母亲、姊妹吉塔和拉雅、叔叔沙尼·费尔德亨德勒——坐着马车夫阿龙·瓦尔德的小车去格罗德诺。那次大批人离去的种种情景从他记忆中已经消失了几十年，不过最近——他说——它们又回来了。他说，我看见犹太儿童宗教学校——我已在那里上了两年学——的那个幼儿教师把手放到我头上。我看见那些空荡荡的房间。我看见自己坐在小车顶上，看见马的臀部、辽阔的褐色田野、农庄烂泥地里伸长脖子的鹅，看见格罗德诺火车站候车大厅以及被栅栏围起来、烧得过热的独立式火炉，那些流亡的家庭便在它四周躺着。我看见火车车窗前上下起伏的电报线，看见里加一排排房屋的正面，看见那艘停在港口的船和甲板上的那个阴暗角落，在拥挤不堪的情况下，我们竭力让自己像在家里一样。大海、轮船后面拖着的那道烟、灰蒙蒙的远方、轮船在公海上的上下起伏、我们心里感到的恐惧和怀着的希望，所有这一切——塞尔温大夫对我说——现在我又记得了，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
有些谜团无法解
我现在回首往事才意识到，这一定是受他年轻时参加的德国候鸟协会运动的影响。在穿过田野的路上一直不停地吹口哨，已成为保罗的习惯。他的技巧确实罕见；口哨声简直就像他吹奏的长笛声一样悦耳动听、圆润雄浑。甚至在上山时，他都能用看似轻松的样子，连续不断地吹出最长的延长音和急奏，也就是说并非随随便便的，而是精心谱出的、美妙动听的经过句和旋律。我们当中还从未有人听过。多年之后，每当在贝利尼的歌剧或者勃拉姆斯的一首奏鸣曲中重新发现这些旋律时，我都会心潮澎湃。无论在哪儿，保罗都会在我们休息时，从一只旧棉袜里取出他随身携带的单簧管，吹出我当时一无所知的古典保留剧目当中的各种乐曲，特别是那些慢速乐章。除开那些我们在其间只需扮演听众角色的音乐课，我们至少每两周要练会一首歌。在这里，思想深刻同样要重于轻松愉快。《在斯特拉斯堡的战壕里》《我的悲哀在那时开始》《山上有城堡》《在配上绿色花环的小客店里》《我们顺着河岸往下滑行》，我们要学会的都是这样一些歌曲。
……
尽管如此，在保罗的故事中，我对这一事实还是很难理解——不知是因为在环境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代，他再也无法作为德语家庭教师继续待在法国，还是出于极度愤怒或情绪反常——一九三九年初他回到德国，去了他完全陌生的帝国首都。在奥拉宁堡，他找到一个汽车修理厂办事员的职位。没过几个月，他就收到了入伍通知书；显然只有四分之三雅利安血统的人也被召集。他在机动炮兵部队效力——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六年，被派驻到大德意志祖国的各个驻地和几个很快占领的国家。他到过波兰、比利时、法国、巴尔干、俄国和地中海，见过的东西无疑超出了心脏或者眼睛所能承受的。标明年份的数字和季节在变更，在瓦龙人的秋天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别尔基切夫附近白雪皑皑、没有尽头的冬天，是上索恩省的春天，是达尔马提亚海岸或罗马尼亚的夏天，不管怎样，就像保罗在这张照片下面写到的，人总是在直线距离大约两千公里外——可是从何处算起？——而且随着每次脉搏跳动，一天天地、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变得更不可理解、更没有个性、更抽象。
……
兰道夫人在另一次交谈时和我讲到，在邦利厄，保罗把好多时间都花在园艺劳动上，仿佛他除了这件事外，别的事都不喜欢。从萨兰莱班回来后，当我们决定他从此就在邦利厄住下，他立即请求我，是否可以让他照料这个相当荒芜的园圃。而保罗确实以一种令人称奇的方式，让花园改观。小树、鲜花、观叶植物和攀缘植物、遮阴的常春藤苗床、杜鹃花、玫瑰花、半灌木和灌木——万物都在生长，再也没有一寸荒地。兰道夫人说，只要天气允许，保罗每天下午都在园圃里忙活。有时他只是枯坐，向四周越来越多的绿色之中望去。那位给他做过白内障手术的医生曾建议他安安静静、专心致志地盯着摇动的叶片，说这样可以保护和恢复他的视力。当然了，兰道夫人说，在夜里保罗根本就不遵医嘱，灯总是亮到下半夜。他不断读书，读阿尔滕贝格、特拉克尔、维特根斯坦、弗里德尔，读哈森克莱菲、托勒尔、图霍尔斯基、克劳斯·曼，读奥西茨基、本雅明、库斯勒、茨威格。
这些作家几乎都是自杀身亡或濒临自杀。他摘录到笔记本上的段落很好地表明，对这些作家独特的生平，他是怀着多大的兴趣。他摘录了好几百页，大部分采用加倍尔斯贝格尔速记法，要不然就来不及写下，其中一再地出现自杀的故事。这在我看来，兰道夫人说着把那些黑油布封面的本子交给我，好像保罗在这里搜集举证材料，随着调查的深入，证据越来越重的分量使他最终确信：他是被放逐者，而非S城的一员。
我的玉米地种的不过是眼泪罢了
而在这山顶上面，则是一弯薄如蝉翼越来越圆的蛾眉月。——九月六日：从科孚岛出发，经过伊萨卡岛和帕特雷，进入科林斯湾。在伊泰阿，我们决定让船先走，自己走陆路前往雅典。现在，在德尔斐山中夜晚已经很凉。我们在两小时前穿上大衣，和衣而卧。马鞍当枕头。月桂树的树叶像小铁片一样轻声簌簌作响，马垂着头站在月桂树下。我们头上的银河——科斯莫说，那里是神灵走的路——是这么明亮，使我能借它的光亮记下这句话。要是我仰头直望高处，我就会看到天鹅座和仙后座。这也是我小时候在阿尔卑斯山，后来在日本湖中的房子，在太平洋和长岛海峡上见到的那些星星。很难相信我还是同一个人，而此时此刻身处希腊。但偶尔有欧洲刺柏树的气味向我们吹来，所以这大概是真的。
……
山洼地里长着一株畸形的小黄杨树和几丛苦艾灌木。我们靠着岩石坐了好久，感觉到万物都在逐渐变得昏暗··晚上查看在巴黎购买的旅行指南。它显示过去的耶路撒冷呈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世上十分之九的光彩都集中在这个金碧辉煌的首都。沙漠商队带来香料、宝石、丝绸和黄金。大量商品从雅法和亚实基伦的海港运来。艺术和贸易达到鼎盛。在城墙前是一些精心建造的花园。约沙法谷被雪松覆盖，那里有溪流、泉水、鱼池、很深的水道，遍地荫凉。然后，破坏之时到来。凡是四个小时路程能到的居民点，都被夷为平地，灌溉设施被毁坏，树木和灌木被砍倒、烧毁、连根拔起。有好些年凯撒们有意让这个地方不可能住人，此后的时代里，耶路撒冷也一再受到攻击，获得解放，被带来和平，直到最后完全荒芜，应许之地那无与伦比的财富不复存在，只剩下一钱不值的石头和那些在此期间漂洋过海来到此地、散居各处的居民头脑里漫无边际的想法。
……
几千年来都淹没在盐和灰中。我亲耳听人说，这个湖差不多有日内瓦湖那样大，像熔化的铅一样一动不动，但是偶尔也会泛起一层闪着磷光的泡沫。据说没有一只鸟儿在飞越湖面上空时不会窒息而死。又有人说，在明月皎皎的夜晚，从湖的深处会升起一道阴森恐怖的苦艾酒色的微光。我们没有找到能证明这些说法的任何证据。事实上这个湖有着极其清澈透明的水平面，拍击岸边的波涛激起浪花，发出轻轻的哗哗声。在右边的高原上有绿色深谷，从深谷中显露出一些溪流。值得注意的是一道神秘莫测的线条。这道白线清晨出现，横穿湖面，几个小时后又消失不见。对此现象，没有人，包括我们的阿拉伯人向导易卜拉欣·希什梅，能解释其成因。艾因盖迪本身就是一个有纯净的泉水、植物生长繁茂的福地。我们在靠近岸边灌木丛的地方建立了我们的宿营地。在这个灌木丛里，丘鹬走来走去，有棕蓝色羽毛的红嘴鹎科鸣鸟在歌唱。我想起昨天看见的一只大黑兔和一只有金色斑点翅膀的蝴蝶。晚上，我们坐在下面的湖滩上，科斯莫说，南岸的琐珥从前就像这里一样。那里现在只能找到蛾摩拉、鲁马、索多玛、赛阿德和塞布阿五座覆灭之城的遗迹，而昔日在永不枯竭的河道旁长着六米高的欧洲夹竹桃灌木林，就像在佛罗里达有金合欢树林和牛角瓜树一样。有水灌溉的果园和甜瓜地延伸到很远的地方。从瓦迪凯里克峡谷——他从探险旅行家林奇的作品中读到这样的描述——往下流出来一条哗哗作响的林中急流，它那骇人的怒吼是唯一可以同尼亚加拉瀑布相提并论的。——在我们逗留艾因盖迪的第三个夜晚，外面的湖面上刮起一阵呼呼作响的狂风，把沉重的湖水搅动。岸上比较安静。那些阿拉伯人早已在马匹旁入睡。我还坐在我们朝天敞开着的营地里，在摇摇晃晃的灯笼的灯光下，没有上床。科斯莫稍微蜷缩着身子，在我一旁打盹儿。这时，一只鹌鹑也许是受到湖面狂风的惊吓，逃进他的怀抱，放心大胆地待在那里，就好像待在本来就属于它的地盘。可是黎明时，科斯莫动了动身子，它便迅速奔跑着穿越平地，就像其他鹌鹑那样起飞，片刻工夫便极其敏捷地扑棱着翅膀，然后僵硬地、一动不动地伸展开来，围绕一个小丛林飞了一个极其漂亮的弧形，才离去。这是在日出前不久发生的事。在湖水彼岸，相距大约十二英里的地方，阿拉伯的摩押山脉蓝黑色的山脊线平直地沿着地平线延伸，只是在某些地点稍微有点升高或者下降，以至于让人觉得，是着色师的手在用水彩颜料画画时稍微抖动了一下。
……
此外，舅公还注明：前一天傍晚时分开始下雪。当他透过饭店窗户往外观看这座在暮色降临时白雪纷飞的城市，他一定会想到从前，想到很多。他在一次笔录中补充道：我总觉得回忆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回忆使人的头沉重而晕眩，好像人不是在时间的逃避中往回看，而是从顶点消失在云端的塔楼的极高处落到大地上。
他们黄昏时到来，寻求生路
不管怎样，一九四五年五月初，他衣袋里揣着医院的出院证，动身徒步前往差不多有二十五英里路程的曼彻斯特，以期在那里重新开始他的美术学习。如今他还极其清楚地记得在伴随着阳光和阵雨的春游后，他穿过一片高沼地的边缘走下来，从最后一个小山丘第一次鸟瞰这座展现在他面前、他从那时起要在其中度过一生的城市。它被连绵不断的群山三面环绕，犹如坐落在一个古代圆形竞技场的底部，造型罕见的云层从这块平坦的土地西边上空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夕阳沿着云层边缘逐渐落下，也许是要在最后一刻让整个全景，就像在唯一的一道火光中那样闪亮一下。费尔贝尔说，只是在这种犹如信号烟火般的光照熄灭时，他才能游目纵览那些鳞次栉比的房屋、纺纱厂和印染厂、贮气罐、各种各样的化学工厂，远至很可能是市中心的地方，那里一切似乎都在逐渐变成一个再也无法区分的深黑色地区。费尔贝尔说，最令人难忘的当然是那些耸立于平原和低矮楼群之上的烟囱。这些烟囱如今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拆毁或停止使用，可是当时它们——好几千根烟囱，一个挨一个，不分白天夜晚地冒烟。就是这些正方形和圆形的大烟囱以及那些从中冒出一道黄灰色烟的不计其数的烟囱筒——费尔贝尔如是说——比起他先前见过的所有东西，都更为深刻地铭记在他这个新来者的心中。费尔贝尔说，我再也无法详细说明曼彻斯特的景象当时在我心中引起了哪些想法，但我相信我有来到了我的宿命之地这样一种感觉。我甚至还记得在我最终转身要继续往前走时，我最后一次俯瞰在我视点下方那个远远延伸到平原上的浅绿色公园的景色，在太阳落山半小时后，我看见有一团阴影，犹如一片游云的影子，从牧场上飘过——一群鹿正跑在通向夜晚的路上。
……
紧接着这次迟来的、对于我们都是喜出望外的重逢，我们彼此谈了三天之久，每天都谈到深夜。我们谈到的事比我在这里所能记下的要多得多，我们谈到英国的难民收容所，谈到移民城市曼彻斯特和它不可避免的继续衰落——费尔贝尔把这种衰落视为宽慰，谈到早已不复存在的韦迪·哈尔法餐馆，谈到富鲁格号的女吹奏者格雷西·厄拉姆，谈到我在瑞士从教的岁月，以及我后来同样遭到失败的、想在慕尼黑的一个德国文化研究所立足的尝试。费尔贝尔评论道：单纯从时间来看，我现在离德国已经很遥远了。一九六六年他在那里待过，可是时间——他这样继续往下说道——是一个不可靠的标准，是呀，它只不过是内心发出的嘈杂声罢了。既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未来，至少对我来说不存在。那些出没于我记忆中的、折磨着我的碎片式的情景，具有一种强迫性。每当想到德国，我总觉得脑海里好像有某种疯狂的想法。很可能是出于害怕发现这种想法得到证实，我从未再回到德国。您要知道，我感到德国就是一个封冻在过去、被毁掉的、奇怪地有着治外法权的地方，那里居住着一些面孔被烘烤得既十分漂亮又令人害怕的人。他们全都穿着三十年代的衣服或者还要老式的服装，戴着和衣服极不相称的帽子——飞行员便帽、有盾形帽舌的便帽、大礼帽、护耳、交叉的发带和手工编结的羊毛便帽。在我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位风度高雅的女士，身穿用灰色降落伞绸缝制的舞会女礼服，头戴一顶有宽边帽檐、插上灰色玫瑰花的女帽。我工作累了，刚坐到安乐椅上，就听到她在外面小巷石子路上的脚步声。她快步走进庭院大门，走过小杏树，来到工作室的门前。她急急忙忙地贴近我，就像一个医生担心自己赶到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身边时已太迟。她摘下帽子，头发落到肩上，她脱掉击剑手套，把它们扔到这里的小桌上，然后朝我弯下身子。我昏昏沉沉闭上双眼。后来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肯定彼此从未说过一句话。一直都默不作声。我认为，这位灰衣女士只懂自己的母语——德语。自从一九三九年在慕尼黑奥伯维森菲尔德机场同父母告别起，我就再也没有说过一次德语，在我脑海里只留下德语的回响，只留下一种含糊不清、令人费解的喃喃自语和嘟嘟囔囔。很可能——费尔贝尔继续往下说——这与语言的丧失和被掩埋有关，我的记忆只能追溯到我九岁或者八岁时，就连一九三三年以后的慕尼黑时期，除了宗教巡游队伍、列队游行和阅兵式，我几乎什么都记不得了。做这些事看来往往都有理由：不是五一劳动节，就是基督圣体节、狂欢节，或者政变十周年纪念日、帝国丰收感恩节，或者美术馆落成典礼。人们不是捧着耶稣圣体心脏，就是打着所谓的德国纳粹血旗穿过市中心的大街小巷。费尔贝尔说，有一次在路德维希大街两边，从统帅堂一直到施瓦宾格，都搭起了一些梯形平台，每个铺着红棕色布的平台上都有一个浅铁盘，熊熊烈焰在盘子里燃烧着祭品。在轮番出现的集会和游行中，各种制服和徽章的数量一次比一次多，就好像直接在观众眼前展示一拨又一拨新新人类。我作为小孩开初充满着同样程度的钦佩、愤怒、渴望和厌恶，此后作为青少年，默默无言地站在适时雀跃欢呼或者由于崇敬激动万分的人群中，感到自己这种游离状态是一种耻辱。在家里，父母亲当着我的面要么绝口不谈，要么只是隐隐约约地谈到这个新时代。甚至在父亲不得不将他位于美术馆斜对面、一年前才开张的画廊经营管理权交给一个雅利安合伙人之后，我们大家仍拼命维持一切正常的假象。我继续在母亲监督下做我的家庭作业，我们依旧冬天去施利尔塞滑雪，暑假期间前往奥伯斯多夫或者瓦尔泽山谷。关于那些我们不能谈的事我们绝口不提。所以我们甚至在亲戚当中都尽可能地对我外祖母莉莉·兰茨贝格自尽的原因保持沉默；死者家属干脆以某种方式统一口径说她最后头脑有点不正常了。
……
莱奥舅舅于一九四二年初——费尔贝尔在我离开曼彻斯特前一天晚上这样结束他的讲述——从南安普敦湾上船去纽约。走之前他再一次来到马盖特，我们约定，在夏天结束最后一个学年后，我就去跟随他。可是时候到了，我却决定不去纽约接受舅舅的照料，而是独自前往曼彻斯特，因为我再也不想让任何事情和任何人使我想起我的出身。我当时未谙世事，以为在曼彻斯特可以从零开始一种新生活，然而恰恰是曼彻斯特唤起我对自己试图忘掉的一切的回忆，因为曼彻斯特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待在这里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可怜的爱尔兰人不算，移民中主要是德国人和犹太人，有手艺人、商人、自由职业者、大大小小的企业家、钟表匠、制帽匠、制箱匠、雨伞制造商、裁缝、装订工、排字工、银匠、摄影师、毛皮加工商、皮货商、旧货商、沿街叫卖的小贩、当铺老板、拍卖商、珠宝商、房屋和交易所经纪人、保险公司代理人、药剂师和医生。那些早已在曼彻斯特定居的塞法迪犹太人（1492年从西班牙、葡萄牙逐出的犹太人）名字有贝索、拉斐尔、卡图恩、卡尔德隆、法拉切、内格乌、梅苏拉姆及迪莫罗，而德国人和其他犹太人之间只有很少差别——他们的名字有莱布兰德、沃尔格穆特、赫尔茨曼、戈特沙尔克、阿德勒、恩格斯、兰德斯胡特、弗兰克、齐恩道夫、瓦勒夫施泰因、阿龙斯贝格、哈尔布莱希尔、克赖尔斯海梅尔、丹齐格尔、利普曼和拉扎努斯。在整个十九世纪，德国人和犹太人在曼彻斯特的影响比在欧洲别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大，所以尽管我动身往相反的方向去，我在到达曼彻斯特时却几乎有一种到家的感觉。从那以后，在这个工业诞生地那黑色的房屋立面之间度过的每一年，我都会更为明显地感到，正如他们过去常说，我们在烟囱下工作。费尔贝尔在用左手的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手势打发我上路之前，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两眼久久地、直直地瞪着发呆。当我第二天早上再一次去画室同他告别，他当面交给我一捆用包装纸包起来、用绳子捆紧的东西，其中除了一些照片，还有大约一百页手写札记。这是他母亲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还在施特恩瓦尔特大街住所时写的。从中——费尔贝尔如是说——可以得知，要获得一张签证变得越来越困难，与此相应地，父亲为了出国想出的那些计划，必然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变得更为复杂，看来母亲已经意识到，这些计划已经无法实现。除了偶尔隐晦地一瞥她同父亲所处的那种走投无路的境地，母亲只字不提当时发生的事——费尔贝尔说——但她却以一种令他无法理解的全神贯注的热情，描写她在施泰纳赫的下弗兰克村度过的童年时代和在巴特基辛根度过的青年时代。费尔贝尔说，他不能不假定，母亲的回忆录并不是特别为他写的。自从这些回忆诉诸笔端之后，他只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收到这捆札记之后粗粗浏览了一下，第二次是在多年之后，极其仔细地看了一遍。在这第二次阅读时，他感到有些地方确实是美妙绝伦的描绘，就像那些邪恶的德国童话当中的一个。在这些童话中，一旦你被咒语击中，你就得将你最初的工作——在这里是回忆、写作和阅读——继续下去，直到心碎为止。所以我现在宁肯交出这包东西。费尔贝尔说，陪我走到杏树边，然后目送我出庭院。
……
虽然在基辛根和昔日特点丝毫不再保留的施泰纳赫的好几天，我因为我的调查和我那像往常一样进展费力的案头工作忙得够呛，我却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德国人的精神贫乏和记忆丧失，而他们清除一切的效率，开始损害我的头脑和神经。所以我决定将我的启程日期提前。我的考察虽然在基辛根犹太人的一般历史上收获良多，但在兰茨贝格家族特殊的家族史上却所得甚微，因此作出这样的决定要容易得多。但最后我还是想简单报告一下，我乘停泊在疗养地公园边的摩托艇沿江而上驶往盐场的情况。那是在我启程当天下午一点钟，那些疗养地客人要么在共同享用病人食谱膳食，要么在某些阴暗的小酒店，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沉溺于暴饮暴食。我登上停泊在岸边的摩托艇，摩托艇的女驾驶直到这时都在徒劳地等待一位乘客。这位大大方方允许我给她拍一张照片的女士来自土耳其，已经在基辛根内河航运部门服务多年。撇开她大大咧咧戴在头上的那顶船长帽不说，她穿着一件蓝白色的针织外衣，从远处看至少可以使人想到水手制服，这可以说是她向自己得到的这份轮渡职位的又一次让步。此外，事实很快就表明，这位女摆渡工不仅善于技艺高超地操纵这艘船在这条小河上行驶，还能够说出一些关于人生的颇为令人深思的真知灼见。当我们沿着萨勒河往上流行驶，她便用她那尽管带有一点土耳其语口音，却又十分熟练的德语，给我讲述她的批判哲学中的一些十分令人难忘的例子。所有这些例子在她那多次重复的命题中达到顶峰，即没有任何事情像愚蠢那样永无止境，那样危险。她说，德国人同土耳其人一样愚蠢，甚至也许更蠢。显然，使她感到高兴的是，她用比柴油机隆隆的运转声更大的声音，伴随着富于想象力的手势和表情所作的讲述，在我这里得到理解，因为——她说——她罕有机会同一位乘客交谈，而且是一次心心相印的交谈。船行了约二十分钟。结束时，我们相互握手告别，据我看是带有某种程度的相互尊重。那幢我迄今为止只在一张老照片里看过的盐场大楼，还需往上游走一段距离，在旁边不远处的草场上。这是一座一眼就让人感到压迫的木结构，有二百米长，肯定有二十米高。尽管如此，正如展示在一个玻璃箱里的说明书上所说，这只不过是从前还要宽广得多的设施的一部分。盐场现在已不被允许进入，在通向入口处的楼梯上装有禁令牌，鉴于建筑管理局因为去年刮飓风不得不进行的审查工作而设置。不过既然哪儿都没有人出来阻止我进入里面，我便登上游廊。游廊差不多五米高，环绕全部盐场设施。从那里，可以很近地看到从上到下层层叠叠堆得和屋顶一般高的黑刺李干树枝束。从铸铁泵站抽上来的矿泉水，从干树枝束上往下流，以便最后收集在盐场的水槽里。我怀着既对这套设施的规模，也对通过不断流走的水发生在树枝上的持续矿物转化感到十分惊异的心情，长时间在游廊上走来走去，呼吸着在充满无数细小水滴的习习微风中吹进来的带有盐味的空气。最后我在游廊侧面阳台式楼梯平台的一把长椅上坐下，整个下午都沉浸于这种景象和这出水之戏剧发出的声响，沉思着这一漫长的而且我相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过程——它使得盐水在进一步蒸发浓缩时出现极不寻常的石化形态和结晶形态——几乎是对自然界分解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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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移民》
W. G. Sebald “The Emigrants”
往事岂能如烟
塞尔温大夫差不多每隔一定时间，就来这栋几乎还是空荡荡的房子里看望我们，从他的菜园给我们带来蔬菜和药草——黄色和蓝色的菜豆，经细心照料长大的土豆、甘薯、洋蓟、香葱、鼠尾草、峨参和莳萝。有一次来访时，克拉拉进城去了，我们——塞尔温大夫和我——聊得比较久。这次聊天从塞尔温大夫问我是否从来就没有乡愁开始。对此，我没什么好回答的。塞尔温大夫则相反，沉思片刻之后即向我忏悔——换个说法就不符合事实了——最近几年，他感到自己越来越怀念故乡。我问他到底要迁回何处，他说他七岁时就跟随全家离开格罗德诺附近的立陶宛乡村，开始流亡。那是在一八九九年深秋，当时他们——父母亲、姊妹吉塔和拉雅、叔叔沙尼·费尔德亨德勒——坐着马车夫阿龙·瓦尔德的小车去格罗德诺。那次大批人离去的种种情景从他记忆中已经消失了几十年，不过最近——他说——它们又回来了。他说，我看见犹太儿童宗教学校——我已在那里上了两年学——的那个幼儿教师把手放到我头上。我看见那些空荡荡的房间。我看见自己坐在小车顶上，看见马的臀部、辽阔的褐色田野、农庄烂泥地里伸长脖子的鹅，看见格罗德诺火车站候车大厅以及被栅栏围起来、烧得过热的独立式火炉，那些流亡的家庭便在它四周躺着。我看见火车车窗前上下起伏的电报线，看见里加一排排房屋的正面，看见那艘停在港口的船和甲板上的那个阴暗角落，在拥挤不堪的情况下，我们竭力让自己像在家里一样。大海、轮船后面拖着的那道烟、灰蒙蒙的远方、轮船在公海上的上下起伏、我们心里感到的恐惧和怀着的希望，所有这一切——塞尔温大夫对我说——现在我又记得了，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
有些谜团无法解
我现在回首往事才意识到，这一定是受他年轻时参加的德国候鸟协会运动的影响。在穿过田野的路上一直不停地吹口哨，已成为保罗的习惯。他的技巧确实罕见；口哨声简直就像他吹奏的长笛声一样悦耳动听、圆润雄浑。甚至在上山时，他都能用看似轻松的样子，连续不断地吹出最长的延长音和急奏，也就是说并非随随便便的，而是精心谱出的、美妙动听的经过句和旋律。我们当中还从未有人听过。多年之后，每当在贝利尼的歌剧或者勃拉姆斯的一首奏鸣曲中重新发现这些旋律时，我都会心潮澎湃。无论在哪儿，保罗都会在我们休息时，从一只旧棉袜里取出他随身携带的单簧管，吹出我当时一无所知的古典保留剧目当中的各种乐曲，特别是那些慢速乐章。除开那些我们在其间只需扮演听众角色的音乐课，我们至少每两周要练会一首歌。在这里，思想深刻同样要重于轻松愉快。《在斯特拉斯堡的战壕里》《我的悲哀在那时开始》《山上有城堡》《在配上绿色花环的小客店里》《我们顺着河岸往下滑行》，我们要学会的都是这样一些歌曲。
……
尽管如此，在保罗的故事中，我对这一事实还是很难理解——不知是因为在环境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代，他再也无法作为德语家庭教师继续待在法国，还是出于极度愤怒或情绪反常——一九三九年初他回到德国，去了他完全陌生的帝国首都。在奥拉宁堡，他找到一个汽车修理厂办事员的职位。没过几个月，他就收到了入伍通知书；显然只有四分之三雅利安血统的人也被召集。他在机动炮兵部队效力——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六年，被派驻到大德意志祖国的各个驻地和几个很快占领的国家。他到过波兰、比利时、法国、巴尔干、俄国和地中海，见过的东西无疑超出了心脏或者眼睛所能承受的。标明年份的数字和季节在变更，在瓦龙人的秋天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别尔基切夫附近白雪皑皑、没有尽头的冬天，是上索恩省的春天，是达尔马提亚海岸或罗马尼亚的夏天，不管怎样，就像保罗在这张照片下面写到的，人总是在直线距离大约两千公里外——可是从何处算起？——而且随着每次脉搏跳动，一天天地、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变得更不可理解、更没有个性、更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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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道夫人在另一次交谈时和我讲到，在邦利厄，保罗把好多时间都花在园艺劳动上，仿佛他除了这件事外，别的事都不喜欢。从萨兰莱班回来后，当我们决定他从此就在邦利厄住下，他立即请求我，是否可以让他照料这个相当荒芜的园圃。而保罗确实以一种令人称奇的方式，让花园改观。小树、鲜花、观叶植物和攀缘植物、遮阴的常春藤苗床、杜鹃花、玫瑰花、半灌木和灌木——万物都在生长，再也没有一寸荒地。兰道夫人说，只要天气允许，保罗每天下午都在园圃里忙活。有时他只是枯坐，向四周越来越多的绿色之中望去。那位给他做过白内障手术的医生曾建议他安安静静、专心致志地盯着摇动的叶片，说这样可以保护和恢复他的视力。当然了，兰道夫人说，在夜里保罗根本就不遵医嘱，灯总是亮到下半夜。他不断读书，读阿尔滕贝格、特拉克尔、维特根斯坦、弗里德尔，读哈森克莱菲、托勒尔、图霍尔斯基、克劳斯·曼，读奥西茨基、本雅明、库斯勒、茨威格。
这些作家几乎都是自杀身亡或濒临自杀。他摘录到笔记本上的段落很好地表明，对这些作家独特的生平，他是怀着多大的兴趣。他摘录了好几百页，大部分采用加倍尔斯贝格尔速记法，要不然就来不及写下，其中一再地出现自杀的故事。这在我看来，兰道夫人说着把那些黑油布封面的本子交给我，好像保罗在这里搜集举证材料，随着调查的深入，证据越来越重的分量使他最终确信：他是被放逐者，而非S城的一员。
我的玉米地种的不过是眼泪罢了
而在这山顶上面，则是一弯薄如蝉翼越来越圆的蛾眉月。——九月六日：从科孚岛出发，经过伊萨卡岛和帕特雷，进入科林斯湾。在伊泰阿，我们决定让船先走，自己走陆路前往雅典。现在，在德尔斐山中夜晚已经很凉。我们在两小时前穿上大衣，和衣而卧。马鞍当枕头。月桂树的树叶像小铁片一样轻声簌簌作响，马垂着头站在月桂树下。我们头上的银河——科斯莫说，那里是神灵走的路——是这么明亮，使我能借它的光亮记下这句话。要是我仰头直望高处，我就会看到天鹅座和仙后座。这也是我小时候在阿尔卑斯山，后来在日本湖中的房子，在太平洋和长岛海峡上见到的那些星星。很难相信我还是同一个人，而此时此刻身处希腊。但偶尔有欧洲刺柏树的气味向我们吹来，所以这大概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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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洼地里长着一株畸形的小黄杨树和几丛苦艾灌木。我们靠着岩石坐了好久，感觉到万物都在逐渐变得昏暗··晚上查看在巴黎购买的旅行指南。它显示过去的耶路撒冷呈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世上十分之九的光彩都集中在这个金碧辉煌的首都。沙漠商队带来香料、宝石、丝绸和黄金。大量商品从雅法和亚实基伦的海港运来。艺术和贸易达到鼎盛。在城墙前是一些精心建造的花园。约沙法谷被雪松覆盖，那里有溪流、泉水、鱼池、很深的水道，遍地荫凉。然后，破坏之时到来。凡是四个小时路程能到的居民点，都被夷为平地，灌溉设施被毁坏，树木和灌木被砍倒、烧毁、连根拔起。有好些年凯撒们有意让这个地方不可能住人，此后的时代里，耶路撒冷也一再受到攻击，获得解放，被带来和平，直到最后完全荒芜，应许之地那无与伦比的财富不复存在，只剩下一钱不值的石头和那些在此期间漂洋过海来到此地、散居各处的居民头脑里漫无边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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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都淹没在盐和灰中。我亲耳听人说，这个湖差不多有日内瓦湖那样大，像熔化的铅一样一动不动，但是偶尔也会泛起一层闪着磷光的泡沫。据说没有一只鸟儿在飞越湖面上空时不会窒息而死。又有人说，在明月皎皎的夜晚，从湖的深处会升起一道阴森恐怖的苦艾酒色的微光。我们没有找到能证明这些说法的任何证据。事实上这个湖有着极其清澈透明的水平面，拍击岸边的波涛激起浪花，发出轻轻的哗哗声。在右边的高原上有绿色深谷，从深谷中显露出一些溪流。值得注意的是一道神秘莫测的线条。这道白线清晨出现，横穿湖面，几个小时后又消失不见。对此现象，没有人，包括我们的阿拉伯人向导易卜拉欣·希什梅，能解释其成因。艾因盖迪本身就是一个有纯净的泉水、植物生长繁茂的福地。我们在靠近岸边灌木丛的地方建立了我们的宿营地。在这个灌木丛里，丘鹬走来走去，有棕蓝色羽毛的红嘴鹎科鸣鸟在歌唱。我想起昨天看见的一只大黑兔和一只有金色斑点翅膀的蝴蝶。晚上，我们坐在下面的湖滩上，科斯莫说，南岸的琐珥从前就像这里一样。那里现在只能找到蛾摩拉、鲁马、索多玛、赛阿德和塞布阿五座覆灭之城的遗迹，而昔日在永不枯竭的河道旁长着六米高的欧洲夹竹桃灌木林，就像在佛罗里达有金合欢树林和牛角瓜树一样。有水灌溉的果园和甜瓜地延伸到很远的地方。从瓦迪凯里克峡谷——他从探险旅行家林奇的作品中读到这样的描述——往下流出来一条哗哗作响的林中急流，它那骇人的怒吼是唯一可以同尼亚加拉瀑布相提并论的。——在我们逗留艾因盖迪的第三个夜晚，外面的湖面上刮起一阵呼呼作响的狂风，把沉重的湖水搅动。岸上比较安静。那些阿拉伯人早已在马匹旁入睡。我还坐在我们朝天敞开着的营地里，在摇摇晃晃的灯笼的灯光下，没有上床。科斯莫稍微蜷缩着身子，在我一旁打盹儿。这时，一只鹌鹑也许是受到湖面狂风的惊吓，逃进他的怀抱，放心大胆地待在那里，就好像待在本来就属于它的地盘。可是黎明时，科斯莫动了动身子，它便迅速奔跑着穿越平地，就像其他鹌鹑那样起飞，片刻工夫便极其敏捷地扑棱着翅膀，然后僵硬地、一动不动地伸展开来，围绕一个小丛林飞了一个极其漂亮的弧形，才离去。这是在日出前不久发生的事。在湖水彼岸，相距大约十二英里的地方，阿拉伯的摩押山脉蓝黑色的山脊线平直地沿着地平线延伸，只是在某些地点稍微有点升高或者下降，以至于让人觉得，是着色师的手在用水彩颜料画画时稍微抖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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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舅公还注明：前一天傍晚时分开始下雪。当他透过饭店窗户往外观看这座在暮色降临时白雪纷飞的城市，他一定会想到从前，想到很多。他在一次笔录中补充道：我总觉得回忆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回忆使人的头沉重而晕眩，好像人不是在时间的逃避中往回看，而是从顶点消失在云端的塔楼的极高处落到大地上。
他们黄昏时到来，寻求生路
不管怎样，一九四五年五月初，他衣袋里揣着医院的出院证，动身徒步前往差不多有二十五英里路程的曼彻斯特，以期在那里重新开始他的美术学习。如今他还极其清楚地记得在伴随着阳光和阵雨的春游后，他穿过一片高沼地的边缘走下来，从最后一个小山丘第一次鸟瞰这座展现在他面前、他从那时起要在其中度过一生的城市。它被连绵不断的群山三面环绕，犹如坐落在一个古代圆形竞技场的底部，造型罕见的云层从这块平坦的土地西边上空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夕阳沿着云层边缘逐渐落下，也许是要在最后一刻让整个全景，就像在唯一的一道火光中那样闪亮一下。费尔贝尔说，只是在这种犹如信号烟火般的光照熄灭时，他才能游目纵览那些鳞次栉比的房屋、纺纱厂和印染厂、贮气罐、各种各样的化学工厂，远至很可能是市中心的地方，那里一切似乎都在逐渐变成一个再也无法区分的深黑色地区。费尔贝尔说，最令人难忘的当然是那些耸立于平原和低矮楼群之上的烟囱。这些烟囱如今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拆毁或停止使用，可是当时它们——好几千根烟囱，一个挨一个，不分白天夜晚地冒烟。就是这些正方形和圆形的大烟囱以及那些从中冒出一道黄灰色烟的不计其数的烟囱筒——费尔贝尔如是说——比起他先前见过的所有东西，都更为深刻地铭记在他这个新来者的心中。费尔贝尔说，我再也无法详细说明曼彻斯特的景象当时在我心中引起了哪些想法，但我相信我有来到了我的宿命之地这样一种感觉。我甚至还记得在我最终转身要继续往前走时，我最后一次俯瞰在我视点下方那个远远延伸到平原上的浅绿色公园的景色，在太阳落山半小时后，我看见有一团阴影，犹如一片游云的影子，从牧场上飘过——一群鹿正跑在通向夜晚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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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这次迟来的、对于我们都是喜出望外的重逢，我们彼此谈了三天之久，每天都谈到深夜。我们谈到的事比我在这里所能记下的要多得多，我们谈到英国的难民收容所，谈到移民城市曼彻斯特和它不可避免的继续衰落——费尔贝尔把这种衰落视为宽慰，谈到早已不复存在的韦迪·哈尔法餐馆，谈到富鲁格号的女吹奏者格雷西·厄拉姆，谈到我在瑞士从教的岁月，以及我后来同样遭到失败的、想在慕尼黑的一个德国文化研究所立足的尝试。费尔贝尔评论道：单纯从时间来看，我现在离德国已经很遥远了。一九六六年他在那里待过，可是时间——他这样继续往下说道——是一个不可靠的标准，是呀，它只不过是内心发出的嘈杂声罢了。既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未来，至少对我来说不存在。那些出没于我记忆中的、折磨着我的碎片式的情景，具有一种强迫性。每当想到德国，我总觉得脑海里好像有某种疯狂的想法。很可能是出于害怕发现这种想法得到证实，我从未再回到德国。您要知道，我感到德国就是一个封冻在过去、被毁掉的、奇怪地有着治外法权的地方，那里居住着一些面孔被烘烤得既十分漂亮又令人害怕的人。他们全都穿着三十年代的衣服或者还要老式的服装，戴着和衣服极不相称的帽子——飞行员便帽、有盾形帽舌的便帽、大礼帽、护耳、交叉的发带和手工编结的羊毛便帽。在我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位风度高雅的女士，身穿用灰色降落伞绸缝制的舞会女礼服，头戴一顶有宽边帽檐、插上灰色玫瑰花的女帽。我工作累了，刚坐到安乐椅上，就听到她在外面小巷石子路上的脚步声。她快步走进庭院大门，走过小杏树，来到工作室的门前。她急急忙忙地贴近我，就像一个医生担心自己赶到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身边时已太迟。她摘下帽子，头发落到肩上，她脱掉击剑手套，把它们扔到这里的小桌上，然后朝我弯下身子。我昏昏沉沉闭上双眼。后来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肯定彼此从未说过一句话。一直都默不作声。我认为，这位灰衣女士只懂自己的母语——德语。自从一九三九年在慕尼黑奥伯维森菲尔德机场同父母告别起，我就再也没有说过一次德语，在我脑海里只留下德语的回响，只留下一种含糊不清、令人费解的喃喃自语和嘟嘟囔囔。很可能——费尔贝尔继续往下说——这与语言的丧失和被掩埋有关，我的记忆只能追溯到我九岁或者八岁时，就连一九三三年以后的慕尼黑时期，除了宗教巡游队伍、列队游行和阅兵式，我几乎什么都记不得了。做这些事看来往往都有理由：不是五一劳动节，就是基督圣体节、狂欢节，或者政变十周年纪念日、帝国丰收感恩节，或者美术馆落成典礼。人们不是捧着耶稣圣体心脏，就是打着所谓的德国纳粹血旗穿过市中心的大街小巷。费尔贝尔说，有一次在路德维希大街两边，从统帅堂一直到施瓦宾格，都搭起了一些梯形平台，每个铺着红棕色布的平台上都有一个浅铁盘，熊熊烈焰在盘子里燃烧着祭品。在轮番出现的集会和游行中，各种制服和徽章的数量一次比一次多，就好像直接在观众眼前展示一拨又一拨新新人类。我作为小孩开初充满着同样程度的钦佩、愤怒、渴望和厌恶，此后作为青少年，默默无言地站在适时雀跃欢呼或者由于崇敬激动万分的人群中，感到自己这种游离状态是一种耻辱。在家里，父母亲当着我的面要么绝口不谈，要么只是隐隐约约地谈到这个新时代。甚至在父亲不得不将他位于美术馆斜对面、一年前才开张的画廊经营管理权交给一个雅利安合伙人之后，我们大家仍拼命维持一切正常的假象。我继续在母亲监督下做我的家庭作业，我们依旧冬天去施利尔塞滑雪，暑假期间前往奥伯斯多夫或者瓦尔泽山谷。关于那些我们不能谈的事我们绝口不提。所以我们甚至在亲戚当中都尽可能地对我外祖母莉莉·兰茨贝格自尽的原因保持沉默；死者家属干脆以某种方式统一口径说她最后头脑有点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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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奥舅舅于一九四二年初——费尔贝尔在我离开曼彻斯特前一天晚上这样结束他的讲述——从南安普敦湾上船去纽约。走之前他再一次来到马盖特，我们约定，在夏天结束最后一个学年后，我就去跟随他。可是时候到了，我却决定不去纽约接受舅舅的照料，而是独自前往曼彻斯特，因为我再也不想让任何事情和任何人使我想起我的出身。我当时未谙世事，以为在曼彻斯特可以从零开始一种新生活，然而恰恰是曼彻斯特唤起我对自己试图忘掉的一切的回忆，因为曼彻斯特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待在这里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可怜的爱尔兰人不算，移民中主要是德国人和犹太人，有手艺人、商人、自由职业者、大大小小的企业家、钟表匠、制帽匠、制箱匠、雨伞制造商、裁缝、装订工、排字工、银匠、摄影师、毛皮加工商、皮货商、旧货商、沿街叫卖的小贩、当铺老板、拍卖商、珠宝商、房屋和交易所经纪人、保险公司代理人、药剂师和医生。那些早已在曼彻斯特定居的塞法迪犹太人（1492年从西班牙、葡萄牙逐出的犹太人）名字有贝索、拉斐尔、卡图恩、卡尔德隆、法拉切、内格乌、梅苏拉姆及迪莫罗，而德国人和其他犹太人之间只有很少差别——他们的名字有莱布兰德、沃尔格穆特、赫尔茨曼、戈特沙尔克、阿德勒、恩格斯、兰德斯胡特、弗兰克、齐恩道夫、瓦勒夫施泰因、阿龙斯贝格、哈尔布莱希尔、克赖尔斯海梅尔、丹齐格尔、利普曼和拉扎努斯。在整个十九世纪，德国人和犹太人在曼彻斯特的影响比在欧洲别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大，所以尽管我动身往相反的方向去，我在到达曼彻斯特时却几乎有一种到家的感觉。从那以后，在这个工业诞生地那黑色的房屋立面之间度过的每一年，我都会更为明显地感到，正如他们过去常说，我们在烟囱下工作。费尔贝尔在用左手的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手势打发我上路之前，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两眼久久地、直直地瞪着发呆。当我第二天早上再一次去画室同他告别，他当面交给我一捆用包装纸包起来、用绳子捆紧的东西，其中除了一些照片，还有大约一百页手写札记。这是他母亲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还在施特恩瓦尔特大街住所时写的。从中——费尔贝尔如是说——可以得知，要获得一张签证变得越来越困难，与此相应地，父亲为了出国想出的那些计划，必然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变得更为复杂，看来母亲已经意识到，这些计划已经无法实现。除了偶尔隐晦地一瞥她同父亲所处的那种走投无路的境地，母亲只字不提当时发生的事——费尔贝尔说——但她却以一种令他无法理解的全神贯注的热情，描写她在施泰纳赫的下弗兰克村度过的童年时代和在巴特基辛根度过的青年时代。费尔贝尔说，他不能不假定，母亲的回忆录并不是特别为他写的。自从这些回忆诉诸笔端之后，他只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收到这捆札记之后粗粗浏览了一下，第二次是在多年之后，极其仔细地看了一遍。在这第二次阅读时，他感到有些地方确实是美妙绝伦的描绘，就像那些邪恶的德国童话当中的一个。在这些童话中，一旦你被咒语击中，你就得将你最初的工作——在这里是回忆、写作和阅读——继续下去，直到心碎为止。所以我现在宁肯交出这包东西。费尔贝尔说，陪我走到杏树边，然后目送我出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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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基辛根和昔日特点丝毫不再保留的施泰纳赫的好几天，我因为我的调查和我那像往常一样进展费力的案头工作忙得够呛，我却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德国人的精神贫乏和记忆丧失，而他们清除一切的效率，开始损害我的头脑和神经。所以我决定将我的启程日期提前。我的考察虽然在基辛根犹太人的一般历史上收获良多，但在兰茨贝格家族特殊的家族史上却所得甚微，因此作出这样的决定要容易得多。但最后我还是想简单报告一下，我乘停泊在疗养地公园边的摩托艇沿江而上驶往盐场的情况。那是在我启程当天下午一点钟，那些疗养地客人要么在共同享用病人食谱膳食，要么在某些阴暗的小酒店，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沉溺于暴饮暴食。我登上停泊在岸边的摩托艇，摩托艇的女驾驶直到这时都在徒劳地等待一位乘客。这位大大方方允许我给她拍一张照片的女士来自土耳其，已经在基辛根内河航运部门服务多年。撇开她大大咧咧戴在头上的那顶船长帽不说，她穿着一件蓝白色的针织外衣，从远处看至少可以使人想到水手制服，这可以说是她向自己得到的这份轮渡职位的又一次让步。此外，事实很快就表明，这位女摆渡工不仅善于技艺高超地操纵这艘船在这条小河上行驶，还能够说出一些关于人生的颇为令人深思的真知灼见。当我们沿着萨勒河往上流行驶，她便用她那尽管带有一点土耳其语口音，却又十分熟练的德语，给我讲述她的批判哲学中的一些十分令人难忘的例子。所有这些例子在她那多次重复的命题中达到顶峰，即没有任何事情像愚蠢那样永无止境，那样危险。她说，德国人同土耳其人一样愚蠢，甚至也许更蠢。显然，使她感到高兴的是，她用比柴油机隆隆的运转声更大的声音，伴随着富于想象力的手势和表情所作的讲述，在我这里得到理解，因为——她说——她罕有机会同一位乘客交谈，而且是一次心心相印的交谈。船行了约二十分钟。结束时，我们相互握手告别，据我看是带有某种程度的相互尊重。那幢我迄今为止只在一张老照片里看过的盐场大楼，还需往上游走一段距离，在旁边不远处的草场上。这是一座一眼就让人感到压迫的木结构，有二百米长，肯定有二十米高。尽管如此，正如展示在一个玻璃箱里的说明书上所说，这只不过是从前还要宽广得多的设施的一部分。盐场现在已不被允许进入，在通向入口处的楼梯上装有禁令牌，鉴于建筑管理局因为去年刮飓风不得不进行的审查工作而设置。不过既然哪儿都没有人出来阻止我进入里面，我便登上游廊。游廊差不多五米高，环绕全部盐场设施。从那里，可以很近地看到从上到下层层叠叠堆得和屋顶一般高的黑刺李干树枝束。从铸铁泵站抽上来的矿泉水，从干树枝束上往下流，以便最后收集在盐场的水槽里。我怀着既对这套设施的规模，也对通过不断流走的水发生在树枝上的持续矿物转化感到十分惊异的心情，长时间在游廊上走来走去，呼吸着在充满无数细小水滴的习习微风中吹进来的带有盐味的空气。最后我在游廊侧面阳台式楼梯平台的一把长椅上坐下，整个下午都沉浸于这种景象和这出水之戏剧发出的声响，沉思着这一漫长的而且我相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过程——它使得盐水在进一步蒸发浓缩时出现极不寻常的石化形态和结晶形态——几乎是对自然界分解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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