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钦·维哈 《未弃之物》
Marcin Wicha “Rzeczy, których nie wyrzuciłem”
这是个关于物品的故事，关于唠嗑的故事。换言之，这是一本关于词与物的书。这也是一本关于我母亲的书，因此，它读起来并不欢快。
我曾一度认为，只要我们还晓得如何描述一个人，就意味着我们还记得这个人。如今，我的想法变了：只要我们仍不晓得如何描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仍与我们同在。
我们之所以能把逝者占为己有，是因为他们已被浓缩成一幅画像，甚至是只言片语。沦为囿于背景的过客。直到现在，我们才得知，原来他们是这样或那样的人。直到现在，我们才能总结他们瞎折腾的一辈子，为不合理之处找到解释，画上句号，并打上分数。
但是，我并不能记住每个细节。只要我还不晓得如何去描述他们，他们就还活着。
“没人能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化作笑谈。”
（就像在写博物馆中展品的故事一样。）
父亲仅留下一条小溪流，电视遥控器，药箱子，呕吐盆。那些无人触碰的物品，逐渐变得默默无闻，黯淡无光。化作河曲，沼泽，泥巴。
抽屉里塞满了旧手机的充电器，坏掉的钢笔，各种店铺的宣传卡片。旧报纸，损坏的温度计，压蒜器，刨丝器，还有那个，叫啥来着，名字很逗的，经常在菜谱上读到？小乌贼，对，小乌贼搅拌器。
这些物品并非毫无知觉。它们预料到自己即将被转移，被挪到不需要它们的地方，被外人的手倒腾。沾上灰尘，化作残片，布满裂痕，在陌生的触摸下一碰就碎。
用不了多久，就没人记得，哪些东西是在匈牙利中心买的，哪些是在德萨店买的，哪些是在策佩利亚店买的，哪些是在古董书店买的，哪些又是在经济大繁荣时期买的。头几年，商店还会给家里寄来用三种语言写的贺卡，还总会附上照片，上面是某种镀金小摆件，但这并不会持续很久。也许是商家对顾客失去了耐心，也许是店铺早已关门大吉。
没人还会记得这些东西，没人会告诉你，如何把裂了的咖啡杯粘好，如何更换电线（再说要去哪儿才能找到同款呢？）。刨丝器、搅拌器、漏勺全都成了垃圾，化作传家宝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物品时刻准备抗争，拒不认命。我的母亲也时刻准备
“你打算拿这些东西怎么办？”
不少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便消失了，我们的物品也仍将存留于世，并化身沾满尘土的街垒。
她的脸部轮廓让人浑身不自在。她的长相···嗯呃，只需看一眼，就能猜到她的，嗯呃···嗯呃···族裔。什么族裔？——嗯呃，哎呀。
应该发明一种特殊的标点符号，一种能传达喉头一紧感觉的符号。逗号并不管用。逗号就像插到句子里的楔子，只能让你稍微喘口气，这里需要的是某种能被印刷出来的疙瘩、坑洼或是磕绊。
这副长相会招惹不少麻烦。我的一个朋友曾说：“N先生也并非不像耶日·科辛斯基①。”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N先生就一定长得很像这位著名作家。N先生完全可以是一个又矮又横，像坛子一样，没戴项圈、没穿马裤、没佩马鞭的老实疙瘩，即便这样，他还是逃不了别人对他的嗯嗯呃呃。
①美籍波兰犹太裔作家，在“二战”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代表作《被涂污的鸟》《暗室手册》等。
……
而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母亲会扮演另一种角色。她是政府部门委派的辩护人，是为拯救受教育体系压迫的倒霉鬼而成立的单人委员会，是长年累月遭受地狱般校园霸凌的普通孩子的律师，还是那群逃学成瘾、书写潦草、常犯拼写错误的可怜学生的监护人。也正因如此，除了我母亲，根本没人察觉到这群小屁孩竟对爆炸物、忍者刀以及保卢斯元帅的信息了如指掌。
……
1987年，母亲与某个教化学、生物还是其他科目的狠角色杠上了，那个人算得上是华沙教育界的精英，在那位老师的无情教鞭下，罹患抑郁、焦虑甚至尝试轻生的少年不计其数。
在一次关于某名患者的论战中，母亲直言不讳：“您真是位严师。”
“你的词汇也太丰富了吧。”我母亲的朋友在听了这件事后夸赞道。
“我还能说什么。”母亲解释道，“我总不能对着一个愚蠢的贱货说她是个愚蠢的贱货。”
……
母亲常教导我，友情重于亲情，她能依赖的人只有高中的那帮好姊妹。
除此之外，她也没少和书报亭老板发生口角，她坚持让后者在卖《选举报》之前先把里面夹着的广告单抽出来。要是老板不听劝，她就会拿起报纸摇个不停，直到里面夹着的传单、电器价目表、优惠券和小样都如骤雨般统统落下。
她尤其看不惯《圣人与神迹之四：漂浮术、分身术、妙手回春》之类的小册子。就连定期出版的朝圣地选集在母亲面前也只能乖乖就范。
……
“但你不会死，对吧？”有一次我这样问道。
“我会死。人终有一死。”
“但你不会死，对吧？”
“我会死，只要你不再需要我。”
那时我才五岁，一开始我还觉得我得到了一个想要的答案。在死亡这件事上，做任何谈判都非易事。套用工会成员的话术，我已尽可能争取到了现有条件下的最大利益。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其实是在跟我谈条件：“只要你不再需要我。”只有无用之人才会死。百分百纯正的犹太母亲。
沉甸甸，黑褐色，形似一大块黄油。当时家家户户的必需品：夏天，会用它来压住腌黄瓜、茴香、大蒜的陶罐盖子。这是母亲的石头。
父亲的石头毫无用处。他特别喜欢鹅卵石，上面的条纹光亮鼓凸，有的血红带孔，有的乳白，有的深灰。
他对地质学并不感冒，勉强能区分石英、花岗岩还有和贝壳融为一体的石灰岩。砂岩是用来砌建筑外墙的，大理石是用来造墓碑的，沙砾是用来铺花园小径的。他还是那种喜欢低着头走路的人，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完美的石头样式。他爱在海边捡玻璃、陶瓷碎片，从不会瞧不起泡水膨胀的砖头，并把这种砖制鹅卵石称为人工与自然的结晶，爱不释手。
他会把石头揣兜里，度假归来时，捎几块，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时，就把它们堆在花盆里。在我们家，从微型猫脸蛋儿（鹅卵石路的俗称）下长出来的倒霉橡皮树可不止一棵。在微观层面上，它们可谓与行道树同病相怜。
父母从没为这件事吵过架。他们本来就不怎么吵架。他们像是两股相克的力量，两块相互挤压的地质板块。母亲负责抱怨，父亲负责抗议。夫妻俩立场鲜明，但又势均力敌。偶尔会在家里留下些岩浆和火山灰。
父亲去世后，母亲仍继续养护盆栽。到花店买肥料，买驱蚜虫的喷剂。如果非得出远门，她会给盆栽装上一个接有陶瓷管的点滴器，让水滴灌进泥土里。即使这样，水也很难长驱直入，渗到植物根部，但母亲绝不会因此扔掉猫脸蛋儿。
她偶尔会挑一块漂亮的石子，把它放在父亲的墓前，但没过多久就会找来新的石头，填补花盆上的空缺。如果指望父亲不在暴政就能缓和，天竺葵和蜡棕榈未免也太天真了。
每家图书馆都见证了我们家失败的阅读经历。
图书馆很少有我们真正喜欢的书，重读后仍喜欢的书就更少了。绝大多数的书，都是某些人留下的纪念物，这些人是我们想成为的人，是我们想模仿的人，是我们误以为自己是的人。
读者出版社：“二战”后波兰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成立于1944年，在1945—1948年被认为是波兰文化中心，主要出版文学与人文著作。
生产小说：曾流行于“二战”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小说形式，主要刻画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大生产以及阶级与意识形态斗争。
詹·姆罗多曾尼克：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海报文化与自身审查体制之间对抗生存的波兰海报派代表人物，惯以黑色粗线为色块勾边，并引入随意的手写字体参与构图，将波兰海报的手绘特点发挥到极致。
《老先生卡巴莱》：波兰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一档广受观众喜爱的电视节目，其中的“老先生”指节目中的两位演员：耶热米·普什博拉（Jeremi Przybora）和耶日·瓦索夫斯基（Jerzy Wasowski）。卡巴莱是一种集歌唱、舞蹈、笑话于一体的讽刺表演短剧。
“一点儿男人”：指该节目的主题曲《每天来一点儿男人》(Odrobina mezczyzny na codzien)。
瓦多夫斯基风格：1926年成立于华沙的"瓦德"艺术家合作社(Spóldzielnia Artystów”Lad”）所秉持的艺术风格，其家具设计以简洁、实用，但不失品位著称。
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波兰著名小说家、诗人、翻译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名望与光荣》。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被誉为20世纪波兰最伟大的记者，也是波兰最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
尤里安·斯特雷科夫斯基：波兰左翼记者、作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时期波兰最出色的犹太裔波兰作家之一。
约瑟夫·罗特：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出生于奥匈帝国东加利西亚地区（今波兰东部）。
（感觉，有时差？像是现在中国在经历的事情？）
（“如何”“如何”“如何”，控制论的入侵）
看一眼这套书，就能想象出一个愁眉苦脸、脑子不太灵光的毛头小子，不好好进厂打工，反而染上了坏习气——这是道德评价体系发展不充分的必然结果——最后落得被带上少年法庭的下场。
书架的下面几层，则标志着浅色软封皮时代的到来。母亲专门腾出一整块区域，用来放愉悦身体、解放灵魂、消除负罪感相关的书籍。首先需要做的是排毒（近十年“有毒”荣获形容词大众喜爱奖）。
《有毒的父母》
《有毒的家庭》
《有毒的工作》
《独生子女》
她把《独生子女》与这几本放在一起，让人倍感不安。
旁边是一本畅销书：
《有毒的爱情：如何从中解脱》
九十年代是疑问代词“如何”的王国。一切皆有可能。尘封多年的难题，都在这些数不清的书中等来了解药。答案唾手可得。只要你懂得“如何”。
《如何战胜抑郁症》
《如何挽救一段关系》
《如何培养一个幸福的孩子》
《如何在被愤怒支配之前支配愤怒》
《如何摆脱烦恼的折磨，拥抱幸福积极的人生》
《如何伸出援手》
《如何谈吐》
《如何倾听》
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唯一延续的是练习延续的艺术。持有资本，不挥霍订金，当个中规中矩的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人们练就的是变化的艺术。如何锻炼大脑，如何刺激肌肉，如何减掉几公斤肉，如何当个好父亲，如何做个理智的消费者，如何当一具健康的行尸走肉。下面这几本书则流露出一丝乐观。
《安全的家》
《为了学生的学校》
《脱离恐惧的学校》
《接受自己，接受学生》
《教育使人富足》
《足够好的父母》
《克里奥在玩耍》
我有理由相信，最后那本故事书应该受到了睡前读物《大红狗克里弗》的启发。它被塞到一堆抑郁症和进食障碍的书里面，等待孙女的到来。母亲真是事无巨细，我甚至还找到了一本名为《我如何清算父母的房产》的书。我还是留到以后再看吧。
她还是一位严格的儿童文学读者。书架上摆放着不少既精美又有思想内涵的书。这些书的插图丰富，既有讲同性恋企鹅的，也有讲边缘型人格障碍小熊的，还有讲小兔子洞穴突遇战火的。少不了关于难民松鼠的小册子。还有本书的插图呈现的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色，乌云密布的天空，不折不扣的黯然无光（色谱：卢甘斯克之秋）。
同时，她也懂得欣赏真正的媚俗作品。芭蕾舞校里的老鼠。让人目眩神迷的超现实图画，上面隐藏着成千上万处细节——这些图画足以让人看上好几个小时，一件又一件微型道具轮番上场，最终你会发现，影子下藏着的小方框中，有一张达盖尔银版照片，那某只老鼠的曾祖父（蓄着络腮胡，叼着陶瓷烟斗——难以置信——烟斗上还画着一只身穿冒斯特里茨军装的小鼠）。
“我干活，是为了永生。”她曾说。她一直都在构建他人的回忆。她希望孩子们有朝一日能明白，在奶奶家度过的每一天，读过的每一本书，看过的每一部电影，都曾是唯一真正的恬静时光；只有在她家，才有安全感。也许，她说得没错。
我能想象出母亲第一百次重读这本书时的模样，她希望这次再也没有人死于产褥期，再也没有人死于肺结核，甚至连疑病症患者伍德豪斯也能撑到最后一页，贝茨老小姐也能够再次大快朵颐，享用一贯美味的火腿。
这些人又将在同样的地方展露出自身的缺陷：自私自利，矫揉造作。或是可笑的怨艾：父亲昏庸无能，女性朋友不够主动，女邻居使人厌烦。
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还能怎么办，唯有安之若命。
最后···我也不知道最后是什么。也许是和保持沉默有关吧。父亲过世后，母亲也病了，她再也没有拿起过这本书。这一次，《爱玛》显得太薄，太虚，太不够格了。
简·奥斯汀辜负了所有人。文字辜负了所有人。我也辜负了所有人，但这恰好在意料之中。
《爱玛》并不孤独。这层书架上摆放着母亲的至爱。
从左到右依次是：
三月的莫斯科。广播里传来斯大林同志的死讯。
此后的四十余年成为书的主要情节。和别的小说差不多，里面人物众多，故事线索错综复杂，一部分线索从眼前消失。另一部分线索随时随地都会中断。生活对缺失全然不顾，仍佣有日己的轨迹和模式延续着。
唯一有资格放在波兰版《小淘气尼古拉》架子上的书，假如再版的话，那只能是《微生物》。这本书的作者是玛丽亚·任塔罗娃，她在写《内战》的时候，也用了同样的笔名。此书可谓小尼古拉的先驱，首版于1955年，比法国小尼古拉还要早四年。其实是本讲述斯大林时期快乐童年的文集。
母亲对这本书感情不深，尤其嫌弃它的笔调。实际上，当谈及她自己的童年生活时，她一点都不感伤。她也没有理由这么做。对她而言，美好的记忆只是纪录片中的某段实录。场景的快速剪辑后，大难总会临头。你们看看，生活如此有条不紊。影院里放着烂片，运动员身着滑稽服装刷新纪录。镜头一转——贵妇犬展览。屏幕上的人物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背景音乐变得越来越局促不安，响弦鼓登场，接着黑暗降临。时钟在母亲的美好回忆里嘀嗒嘀嗒。
归根结底，所有人都想相信这句话，相信已经够多了，相信坏事不会成双，相信炸弹爆炸后弹坑里最安全，相信不幸与灾难的配额已经用完了，就算不是永远，也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发愁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愈发坚定信念，觉得我们在跑向未来，仿佛是跑到老师那儿去告状。老师听我们诉苦，呵斥那群坏孩子，逼他们说对不起，并许诺不会再犯。
只有学校才会教概率运算。老师告诉我们，每次抛硬币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前一次的结果。每抛一次的概率都是相同的。各占一半。字或花，二选一。只有在数学练习册里，我才看清，原来人生就是独立事件构成的链条，重复事件组成的队伍，每件事都在告诉你：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我吓坏了。
有一次，我和父母去看了一部历史片，关于歪曲与错误的电影。
“现在他们还会做这样的事吗？”观影结束后，我问道。“不会。”父亲让我放心，但又补了一句，“但会换着新法子来做。”
他连忙笑嘻嘻起来，因为在我们家，吓唬人不是他的职责。
母亲爱用圆珠笔，父亲爱用“永恒羽毛笔”（在波兰语里，永恒羽毛笔意为钢笔，尤其是有笔囊的自来水笔）。我边整理文件边想，这个词也太荒谬了吧，没有东西是永恒的，甚至连长久都算不上。
母亲留下了上百页笔记、日程表、便笺纸。写的多是鉴定、事由，里面夹杂着电话号码、购物清单、菜谱、修改过的菜谱，以及实操之后的实用建议和警告。还有密封胶圈的直径、梳棉店的地址、药品名称、医生接诊时间。
父亲写得不多。项目研讨记录、住宅建筑备忘录，都是给打字机誊写用的草稿。有时还会写周一事项表（简写为“一”），每一项任务的前面都会画上小圆点或者小方格。
母亲用的是比克牌圆珠笔，黄色的那款。后来也用他家的水晶系列。她总是把笔弄丢，或落在办公室。那些笔不是缺了笔帽，就是已经裂开。不见踪影后，又会有新的一批补上。
父亲用的是所谓“永恒羽毛笔”。部分笔是爷爷传下来的，他总是把它们装在皮革笔套里。他会去赫蔑尔街的文具店买墨水。这些钢笔有时会打他个措手不及，在他衬衫胸口处留下绿色的墨渍，仿佛外星人被击中心脏（你没看错，他用绿色墨水）。污渍母亲会设法洗掉，父亲则负责用手帕擦拭笔尖，然后将手帕放在装满水的茶杯里泡一晚，把墨渍给泡开。他下笔，只写些重要事项，让每个字都有分量。
母亲则爱画小花儿，诊所的电话号码旁边都是些烦躁的装饰。每占线一次，就画上一朵小花。极有可能是非洲菊。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一说话，我就能认出来。看似平铺直叙，实则字斟句酌。而且，他们的用词带有一种讽刺，仿佛透气且防水的内衬。现在造鞋用的都是这种布料。
出于某种原因，一旦落到笔头，这些特征却消失了。在纸面上，这群人变得僵硬、鼓胀。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变得更像由合金铸造的人。
……
词语辜负了他们，词语欺骗了他们。之后，这些词语就像十月之后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听他们的话，甚至可以喜欢上他们——但总要对此有所保留，处处提防。这是一种对某个被多次击碎、折断，后又用碎片重新拼回来的人的好感。
没任何冒犯之意，但我们不会跟着你步入黑暗。相反，是你要帮助我们，你才是我们的人质。而词语的确尽力去帮助他们了。
……
我的母亲没有留下任何格言警句、金点子或者清规戒律。
她过于谨慎，当不了出头鸟，无法在回答问题、做出反应、冷嘲热讽时，任由情绪爆发。但如果有人膨胀过头，她就会随时准备介入。
她对词语的疑心极重，如果要引述口头禅，就必须得提供它的来源。
弗瓦嘉女士总是说，报纸不写好人。
实际上，顺着这句话的思路，可以认为好人都不在报纸上写东西，报纸都不用好词。任何最终被刊登出来的习惯用语，都应该退出我们的生活。
“谁这么说的！”母亲脸色骤变，既嫌弃，又怜悯那些语言受到感染的倒霉鬼。
……
母亲不喜欢那些寓意被精心设计的书籍和电影，以及那些立意过高的剧本。这些剧本展示的往往是唐氏综合征没什么不好的（她的原话），爱情终会战胜疾病；病人会像尤达大师一样从世上消失，不会经历失禁、褥疮、止痛药；无论什么情况。都必须振作起来；家人们总能拧成一股绳。
她从不接受为了安慰而安慰，还有为了顺乎人情而进行廉价的慰问。
九十年代前后，第一部犹太人大屠杀儿童回忆录出版，此后同类书籍陆续面世。我记得那个见面会，当时“展销会”一词应该进入大众视野了吧，我还记得那个所谓大屠杀儿童图书展销会——在文学博物馆的小会客厅里，御寒大衣簌簌作响，地板刚上蜡，鞋子上沾着的雪慢慢融化，雪水在浅黄色的木地板上漫延开来，渗进地板缝隙，而客人们则锚定在椅子上。
父母的那些不知分寸的朋友我也认识。但他们是战后一代，战后长大的孩子，骨子里有种漫不经心。拱形会客厅里的人们看起来年纪要大得多。我是第一次感受到这般悲伤的气氛。
这本灰色的书后面附带着人物介绍，作为生活还在继续的简要证明。那些被从地窖、密室、修道院里救出来的人，都开启了另一段人生。他们接受教育，成家立业，而面对新的家人时，有的人选择诉说过去，有的人则选择沉默不语。
政治是我们完全无法决定的东西。牙线、含氟牙膏派不上用场，不吃红肉、拒绝甜食派不上用场，健身、跑走跑、游泳、定期体检，这些统统派不上用场。
我们无罪无过。英国有天气，波兰有政治。
（像极了《父亲的解放日志》……那些我不懂的故事和笑话。“历史之外”的漂浮感。）
每逢节日聚会，我们家族的所有人都会坐在餐桌旁，分享彼此的奇闻逸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精通该体裁的大师负责讲新故事，他们就像决意要展示新唱片的音乐人，殊不知观众期待的其实是老段子，或说是“老金曲”，这些故事每年必听，比祷告还准时。多年后，我才明白，大家在讲要靠烹饪书《完美厨师》充饥的段子前，老挂在嘴边的开场白——“战争期间，我们被转运”——指的是他们被送去华沙隔都。
我不清楚日期，不知道后文，也记不得故事主人公的姓名和出生地，但这些故事我听了无数遍。这些故事有的讲战前格罗济斯克火车站的自助餐，有的和透明的男士打底裤有关，有的说外婆冒充厨娘时被迫要熬龟汤（你脑海中浮现出了什么？），还有的说在西班牙有一种只有面包皮的面包，但这并非欺客，反而口味独特——爷爷满脸惊讶地向我们分享（爷爷，你在西班牙做什么？）。还有人聊到西伯利亚（更具体点呢？）的醉酒奶牛，它们的肚子里填满了高纯度酒精酿造厂的酒糟，当然还有犹太报纸里刊登的滑稽广告（谁买这种报纸？），初中的教导主任（叫什么名字来着？），塞尔维亚监狱里的女囚友（你犯了什么要把你关在那儿？），一个水管工说了一句“啊谷谷”（玩躲猫猫时突然出现、吓唬别人时喊的口令）。我的父母从不抢亲戚们的风头。这既不是他们的作风，也不是他们的经历。在这样的比赛里，年青一代毫无胜算可言，但他们会在该笑的时候笑。
是啊，没人提起过的话题。但即便有人提起了，他们一直都是说波兰语的呀，不是吗？他们的波兰语说得可好了，还把《巴尔拉迪娜》①和《三部曲》②倒背如流：
“姥姥，在你家里有谁是说犹太语的吗？”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读书人。”
说到底，还是如我一个更年长的亲戚所解释的：
“我不说我是犹太人，是因为不想让别人不自在。”
天啊，这话彻底把我母亲给惹怒了，她攥起这个词，闭上眼睛对着别人乱捅一气。外婆和姨母一听，眼睛都瞪大了。
“约阿霞，睁大你的眼睛吧。你懂什么，你们这代人又没经历过，你又没经历过。现在是现在，以前是以前。你要添点汤吗？”
但她就是不听劝，总是参与一些无谓的争论。
①波兰浪漫主义诗人、“三大游吟诗人”之一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在1834年创作的五幕悲剧。
②指亨利克·显克维支的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
后来，我在一本俄国油画集里发现一幅画。画的视角与街道齐平，应该是有人被摁倒在人行道上，脸颊紧贴大地。他能瞥见的只有发黄的墙壁，大量羽绒和鲜血。玻璃碴子不多，也许是因为玻璃是富足的西方城市文明才有的装饰，也许是人们还抱有在玻璃房里就没人扔石头的幻想。
我自己立即画了一幅类似的。画布上是一条空空如也的街道（因此省了不少画人物的工夫），建筑外墙斑驳，露出的红砖犹如补丁，还有些木板，一架小推车。
我在画作中融入了电影的氛围感，但其他细节主要源自我个人的细致观察。我重新勾勒出了离家最近的一家蔬果店的入口处，脱漆的门框，一旁的空箱子堆成金字塔的模样。我找准地儿了。在这潮湿的洞穴里的，不仅是我们经常买酸菜和土豆的地方，战前还是一家犹太洁食肉铺。
最后，我还画上了几个词：JEW，JEW，JEW，并把这幅画当作礼物送给母亲。我最知道怎样能逗她开心。
本来要把这则简短的讣告刊登在一个大方框里的，寥寥数语的周围有充足的“光”。印刷机下的悲伤之画、沉默之画（而且看起来不至于小气）。
但显然，这一天的逝者太多了，方框也因此缩了水，边缘没有了。最后用来告别外婆的，是一个又小又寒酸，还被挤到栏目下方的矩形框框。
“有人偷东西！”母亲哭诉道，“他们连这都不放过，连这块白色的地方都不留给她，把最后一口空气都给偷了。”
“这个叫‘光’。”
“启事部那群该死的贱人把她的‘光’给偷走了。”
被抹去的半座城：指1944年8月1日至10月初，为在苏联红军抵达前解除德军占领，以免战后由另一方占主导，波兰家乡军发起的对抗纳粹的华沙起义。最终，波兰方投降。此次起义伤亡惨重，波兰约85%的土地被破坏。
……
她曾恐惧。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名册上的一个名字、电台里播报的某个词语都足以让她突然无法动弹。
但同时她也懂得如何去吓唬别人，认为恐惧是基础的教育工具。也许她没错。
她去世后，我找到了一枚金，据说是给那些专门告发犹太人的人准备的。
……
当她拒绝接收病人时，眼皮都不抖一下，现在却不好意思说“您的母亲快死了”。这就是波兰，这就是波兰语。在这个充满昵称的国度里，一个活人可以被当作死人来对待，前提是必须要加上“妈妈”“妈咪”。
“您的妈咪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我只能这样说了。”
她再次敲起键盘，之后把母亲收治入院。
我差点就以为是我说服了她。原来是母亲的几个朋友去求了某个重要人物帮忙。
……
我母亲的语言就跟勒索信差不多，用剪报、谚语和加密引语拼接而成。她的词汇能应对每一种情形，就像一个工具盒，里面有能拧不同螺丝的螺丝刀，还有能打开不同门锁的钥匙。
她用这些词来搭建语言结构，构建多重复合句，当中隐藏着的无数从句如同捕狼的陷阱。这些句子就是作战计划、军事行动谋略，从侧翼包抄，攻其软肋，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而现在，我们几个围在她身边。
“我希望，”她说，“我的某个家人，我的某个家人能够。”（虽然我们仨就站在她身边，但她没有对着我们任何一个人说话，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演讲厅，我们被尴尬地夹在中间。她希望某个家人能够。正常来说她会加上“好心”：“我希望，我的某个好心的家人能够。”）
“我希望，我的某个家人提醒那个女人——”
（提醒！那个女人！）
“提醒那个女人，让她——”
（她忘词了。不知用哪个词好。她忘了怎么说……
……
下午轮到她的朋友值班，给她读书。有时我也会过来，她们就会跟我知会值班的情况。
“今天她没吱声，”一位朋友说，“但当我给她读书的时候，她笑了。”
“该笑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说起话来，“我在该笑的时候笑了。”
后来才知道，这是她生前的最后一句话。
简·奥斯汀：《爱玛》，雅德薇佳·多莫霍芙斯卡译，华沙，1963年
维多利亚·什丽沃芙斯卡编：《大屠杀的孩子们说》，华沙，1993年
莉迪亚·弗雷姆：《我如何清算我父母的房产》，伊丽莎白·布拉科芙斯卡译，华沙，2005年
安妮·戈西尼：《老爸》，玛格达琳娜·塔拉尔译，克拉科夫，2013年
《美丽之人，正当二十》，《马雷克·赫瓦斯科作品选》第五卷，华沙，1989年
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长诗》，妮娜·卡尔索芙、西蒙·舍赫特译，伦敦，1976年
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谁缔造了···伟大的拒绝》，西格蒙·库比亚克译，收于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诗选》，华沙，1995年
《吃得美味且健康》，合著，莫斯科，1952年
玛丽亚·莱姆尼斯、亨里克·维特里：《单身与情侣皆可用的厨艺书》（缺封面和扉页，无出版日期与出版地）
玛丽亚·莱姆尼斯、亨里克·维特里：《古波兰厨房与波兰餐桌》，华沙，1979年
康拉德·洛伦兹：《与动物畅谈》，芭芭拉·塔尔纳斯译，华沙，2014年
安东尼·斯沃尼姆斯基：《清醒与幻想》，华沙，1966年尤里·特里丰诺夫：《时间与地点》，雅尼娜·嘉尔诺芙斯卡译，华沙，1985年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绿帐篷》，耶日·雷德里希译，华沙，2013年
维克多·沃洛施尔斯基：《西里尔，你在哪儿？》，华沙，1962年
玛丽亚·任塔罗娃：《微生物》，华沙，1980年
某英语教材，缺封面和扉页，无作者、出版日期与地点
等等，等等。
关于纸张与八十年代的那一部分（27—28页）在2016年9月24日《选举报》的《纸与人》专栏中刊登过。圆珠笔的历史（106—107页）收录于2015年第3期《时尚永垂》的《设计之贱民》一文中。我引用了弗沃基米耶日·卡利茨基刊登在2004年9月27日《选举报》里的《我爱大钞：与钞票设计师安杰伊·海德里希对谈》，见Wyborcza.pl（访问时间：2017年2月2日）。
《母亲的厨房》是卢奇安·申瓦尔德（波兰诗人、士兵、共产主义活动室）一首长诗的题目。
谨对我母亲的朋友们致以诚挚谢意。她们对我母亲不离不弃。同时，我也感谢她们向我分享对母亲的回忆（我在101—102页援引了其中一条）。
CHANGELOG
马尔钦·维哈 《未弃之物》
Marcin Wicha “Rzeczy, których nie wyrzuciłem”
这是个关于物品的故事，关于唠嗑的故事。换言之，这是一本关于词与物的书。这也是一本关于我母亲的书，因此，它读起来并不欢快。
我曾一度认为，只要我们还晓得如何描述一个人，就意味着我们还记得这个人。如今，我的想法变了：只要我们仍不晓得如何描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仍与我们同在。
我们之所以能把逝者占为己有，是因为他们已被浓缩成一幅画像，甚至是只言片语。沦为囿于背景的过客。直到现在，我们才得知，原来他们是这样或那样的人。直到现在，我们才能总结他们瞎折腾的一辈子，为不合理之处找到解释，画上句号，并打上分数。
但是，我并不能记住每个细节。只要我还不晓得如何去描述他们，他们就还活着。
“没人能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化作笑谈。”
（就像在写博物馆中展品的故事一样。）
父亲仅留下一条小溪流，电视遥控器，药箱子，呕吐盆。那些无人触碰的物品，逐渐变得默默无闻，黯淡无光。化作河曲，沼泽，泥巴。
抽屉里塞满了旧手机的充电器，坏掉的钢笔，各种店铺的宣传卡片。旧报纸，损坏的温度计，压蒜器，刨丝器，还有那个，叫啥来着，名字很逗的，经常在菜谱上读到？小乌贼，对，小乌贼搅拌器。
这些物品并非毫无知觉。它们预料到自己即将被转移，被挪到不需要它们的地方，被外人的手倒腾。沾上灰尘，化作残片，布满裂痕，在陌生的触摸下一碰就碎。
用不了多久，就没人记得，哪些东西是在匈牙利中心买的，哪些是在德萨店买的，哪些是在策佩利亚店买的，哪些是在古董书店买的，哪些又是在经济大繁荣时期买的。头几年，商店还会给家里寄来用三种语言写的贺卡，还总会附上照片，上面是某种镀金小摆件，但这并不会持续很久。也许是商家对顾客失去了耐心，也许是店铺早已关门大吉。
没人还会记得这些东西，没人会告诉你，如何把裂了的咖啡杯粘好，如何更换电线（再说要去哪儿才能找到同款呢？）。刨丝器、搅拌器、漏勺全都成了垃圾，化作传家宝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物品时刻准备抗争，拒不认命。我的母亲也时刻准备
“你打算拿这些东西怎么办？”
不少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便消失了，我们的物品也仍将存留于世，并化身沾满尘土的街垒。
她的脸部轮廓让人浑身不自在。她的长相···嗯呃，只需看一眼，就能猜到她的，嗯呃···嗯呃···族裔。什么族裔？——嗯呃，哎呀。
应该发明一种特殊的标点符号，一种能传达喉头一紧感觉的符号。逗号并不管用。逗号就像插到句子里的楔子，只能让你稍微喘口气，这里需要的是某种能被印刷出来的疙瘩、坑洼或是磕绊。
这副长相会招惹不少麻烦。我的一个朋友曾说：“N先生也并非不像耶日·科辛斯基①。”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N先生就一定长得很像这位著名作家。N先生完全可以是一个又矮又横，像坛子一样，没戴项圈、没穿马裤、没佩马鞭的老实疙瘩，即便这样，他还是逃不了别人对他的嗯嗯呃呃。
①美籍波兰犹太裔作家，在“二战”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代表作《被涂污的鸟》《暗室手册》等。
……
而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母亲会扮演另一种角色。她是政府部门委派的辩护人，是为拯救受教育体系压迫的倒霉鬼而成立的单人委员会，是长年累月遭受地狱般校园霸凌的普通孩子的律师，还是那群逃学成瘾、书写潦草、常犯拼写错误的可怜学生的监护人。也正因如此，除了我母亲，根本没人察觉到这群小屁孩竟对爆炸物、忍者刀以及保卢斯元帅的信息了如指掌。
……
1987年，母亲与某个教化学、生物还是其他科目的狠角色杠上了，那个人算得上是华沙教育界的精英，在那位老师的无情教鞭下，罹患抑郁、焦虑甚至尝试轻生的少年不计其数。
在一次关于某名患者的论战中，母亲直言不讳：“您真是位严师。”
“你的词汇也太丰富了吧。”我母亲的朋友在听了这件事后夸赞道。
“我还能说什么。”母亲解释道，“我总不能对着一个愚蠢的贱货说她是个愚蠢的贱货。”
……
母亲常教导我，友情重于亲情，她能依赖的人只有高中的那帮好姊妹。
除此之外，她也没少和书报亭老板发生口角，她坚持让后者在卖《选举报》之前先把里面夹着的广告单抽出来。要是老板不听劝，她就会拿起报纸摇个不停，直到里面夹着的传单、电器价目表、优惠券和小样都如骤雨般统统落下。
她尤其看不惯《圣人与神迹之四：漂浮术、分身术、妙手回春》之类的小册子。就连定期出版的朝圣地选集在母亲面前也只能乖乖就范。
……
“但你不会死，对吧？”有一次我这样问道。
“我会死。人终有一死。”
“但你不会死，对吧？”
“我会死，只要你不再需要我。”
那时我才五岁，一开始我还觉得我得到了一个想要的答案。在死亡这件事上，做任何谈判都非易事。套用工会成员的话术，我已尽可能争取到了现有条件下的最大利益。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其实是在跟我谈条件：“只要你不再需要我。”只有无用之人才会死。百分百纯正的犹太母亲。
沉甸甸，黑褐色，形似一大块黄油。当时家家户户的必需品：夏天，会用它来压住腌黄瓜、茴香、大蒜的陶罐盖子。这是母亲的石头。
父亲的石头毫无用处。他特别喜欢鹅卵石，上面的条纹光亮鼓凸，有的血红带孔，有的乳白，有的深灰。
他对地质学并不感冒，勉强能区分石英、花岗岩还有和贝壳融为一体的石灰岩。砂岩是用来砌建筑外墙的，大理石是用来造墓碑的，沙砾是用来铺花园小径的。他还是那种喜欢低着头走路的人，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完美的石头样式。他爱在海边捡玻璃、陶瓷碎片，从不会瞧不起泡水膨胀的砖头，并把这种砖制鹅卵石称为人工与自然的结晶，爱不释手。
他会把石头揣兜里，度假归来时，捎几块，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时，就把它们堆在花盆里。在我们家，从微型猫脸蛋儿（鹅卵石路的俗称）下长出来的倒霉橡皮树可不止一棵。在微观层面上，它们可谓与行道树同病相怜。
父母从没为这件事吵过架。他们本来就不怎么吵架。他们像是两股相克的力量，两块相互挤压的地质板块。母亲负责抱怨，父亲负责抗议。夫妻俩立场鲜明，但又势均力敌。偶尔会在家里留下些岩浆和火山灰。
父亲去世后，母亲仍继续养护盆栽。到花店买肥料，买驱蚜虫的喷剂。如果非得出远门，她会给盆栽装上一个接有陶瓷管的点滴器，让水滴灌进泥土里。即使这样，水也很难长驱直入，渗到植物根部，但母亲绝不会因此扔掉猫脸蛋儿。
她偶尔会挑一块漂亮的石子，把它放在父亲的墓前，但没过多久就会找来新的石头，填补花盆上的空缺。如果指望父亲不在暴政就能缓和，天竺葵和蜡棕榈未免也太天真了。
每家图书馆都见证了我们家失败的阅读经历。
图书馆很少有我们真正喜欢的书，重读后仍喜欢的书就更少了。绝大多数的书，都是某些人留下的纪念物，这些人是我们想成为的人，是我们想模仿的人，是我们误以为自己是的人。
读者出版社：“二战”后波兰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成立于1944年，在1945—1948年被认为是波兰文化中心，主要出版文学与人文著作。
生产小说：曾流行于“二战”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小说形式，主要刻画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大生产以及阶级与意识形态斗争。
詹·姆罗多曾尼克：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海报文化与自身审查体制之间对抗生存的波兰海报派代表人物，惯以黑色粗线为色块勾边，并引入随意的手写字体参与构图，将波兰海报的手绘特点发挥到极致。
《老先生卡巴莱》：波兰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一档广受观众喜爱的电视节目，其中的“老先生”指节目中的两位演员：耶热米·普什博拉（Jeremi Przybora）和耶日·瓦索夫斯基（Jerzy Wasowski）。卡巴莱是一种集歌唱、舞蹈、笑话于一体的讽刺表演短剧。
“一点儿男人”：指该节目的主题曲《每天来一点儿男人》(Odrobina mezczyzny na codzien)。
瓦多夫斯基风格：1926年成立于华沙的"瓦德"艺术家合作社(Spóldzielnia Artystów”Lad”）所秉持的艺术风格，其家具设计以简洁、实用，但不失品位著称。
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波兰著名小说家、诗人、翻译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名望与光荣》。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被誉为20世纪波兰最伟大的记者，也是波兰最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
尤里安·斯特雷科夫斯基：波兰左翼记者、作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时期波兰最出色的犹太裔波兰作家之一。
约瑟夫·罗特：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出生于奥匈帝国东加利西亚地区（今波兰东部）。
（感觉，有时差？像是现在中国在经历的事情？）
（“如何”“如何”“如何”，控制论的入侵）
看一眼这套书，就能想象出一个愁眉苦脸、脑子不太灵光的毛头小子，不好好进厂打工，反而染上了坏习气——这是道德评价体系发展不充分的必然结果——最后落得被带上少年法庭的下场。
书架的下面几层，则标志着浅色软封皮时代的到来。母亲专门腾出一整块区域，用来放愉悦身体、解放灵魂、消除负罪感相关的书籍。首先需要做的是排毒（近十年“有毒”荣获形容词大众喜爱奖）。
《有毒的父母》
《有毒的家庭》
《有毒的工作》
《独生子女》
她把《独生子女》与这几本放在一起，让人倍感不安。
旁边是一本畅销书：
《有毒的爱情：如何从中解脱》
九十年代是疑问代词“如何”的王国。一切皆有可能。尘封多年的难题，都在这些数不清的书中等来了解药。答案唾手可得。只要你懂得“如何”。
《如何战胜抑郁症》
《如何挽救一段关系》
《如何培养一个幸福的孩子》
《如何在被愤怒支配之前支配愤怒》
《如何摆脱烦恼的折磨，拥抱幸福积极的人生》
《如何伸出援手》
《如何谈吐》
《如何倾听》
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唯一延续的是练习延续的艺术。持有资本，不挥霍订金，当个中规中矩的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人们练就的是变化的艺术。如何锻炼大脑，如何刺激肌肉，如何减掉几公斤肉，如何当个好父亲，如何做个理智的消费者，如何当一具健康的行尸走肉。下面这几本书则流露出一丝乐观。
《安全的家》
《为了学生的学校》
《脱离恐惧的学校》
《接受自己，接受学生》
《教育使人富足》
《足够好的父母》
《克里奥在玩耍》
我有理由相信，最后那本故事书应该受到了睡前读物《大红狗克里弗》的启发。它被塞到一堆抑郁症和进食障碍的书里面，等待孙女的到来。母亲真是事无巨细，我甚至还找到了一本名为《我如何清算父母的房产》的书。我还是留到以后再看吧。
她还是一位严格的儿童文学读者。书架上摆放着不少既精美又有思想内涵的书。这些书的插图丰富，既有讲同性恋企鹅的，也有讲边缘型人格障碍小熊的，还有讲小兔子洞穴突遇战火的。少不了关于难民松鼠的小册子。还有本书的插图呈现的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色，乌云密布的天空，不折不扣的黯然无光（色谱：卢甘斯克之秋）。
同时，她也懂得欣赏真正的媚俗作品。芭蕾舞校里的老鼠。让人目眩神迷的超现实图画，上面隐藏着成千上万处细节——这些图画足以让人看上好几个小时，一件又一件微型道具轮番上场，最终你会发现，影子下藏着的小方框中，有一张达盖尔银版照片，那某只老鼠的曾祖父（蓄着络腮胡，叼着陶瓷烟斗——难以置信——烟斗上还画着一只身穿冒斯特里茨军装的小鼠）。
“我干活，是为了永生。”她曾说。她一直都在构建他人的回忆。她希望孩子们有朝一日能明白，在奶奶家度过的每一天，读过的每一本书，看过的每一部电影，都曾是唯一真正的恬静时光；只有在她家，才有安全感。也许，她说得没错。
我能想象出母亲第一百次重读这本书时的模样，她希望这次再也没有人死于产褥期，再也没有人死于肺结核，甚至连疑病症患者伍德豪斯也能撑到最后一页，贝茨老小姐也能够再次大快朵颐，享用一贯美味的火腿。
这些人又将在同样的地方展露出自身的缺陷：自私自利，矫揉造作。或是可笑的怨艾：父亲昏庸无能，女性朋友不够主动，女邻居使人厌烦。
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还能怎么办，唯有安之若命。
最后···我也不知道最后是什么。也许是和保持沉默有关吧。父亲过世后，母亲也病了，她再也没有拿起过这本书。这一次，《爱玛》显得太薄，太虚，太不够格了。
简·奥斯汀辜负了所有人。文字辜负了所有人。我也辜负了所有人，但这恰好在意料之中。
《爱玛》并不孤独。这层书架上摆放着母亲的至爱。
从左到右依次是：
三月的莫斯科。广播里传来斯大林同志的死讯。
此后的四十余年成为书的主要情节。和别的小说差不多，里面人物众多，故事线索错综复杂，一部分线索从眼前消失。另一部分线索随时随地都会中断。生活对缺失全然不顾，仍佣有日己的轨迹和模式延续着。
唯一有资格放在波兰版《小淘气尼古拉》架子上的书，假如再版的话，那只能是《微生物》。这本书的作者是玛丽亚·任塔罗娃，她在写《内战》的时候，也用了同样的笔名。此书可谓小尼古拉的先驱，首版于1955年，比法国小尼古拉还要早四年。其实是本讲述斯大林时期快乐童年的文集。
母亲对这本书感情不深，尤其嫌弃它的笔调。实际上，当谈及她自己的童年生活时，她一点都不感伤。她也没有理由这么做。对她而言，美好的记忆只是纪录片中的某段实录。场景的快速剪辑后，大难总会临头。你们看看，生活如此有条不紊。影院里放着烂片，运动员身着滑稽服装刷新纪录。镜头一转——贵妇犬展览。屏幕上的人物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背景音乐变得越来越局促不安，响弦鼓登场，接着黑暗降临。时钟在母亲的美好回忆里嘀嗒嘀嗒。
归根结底，所有人都想相信这句话，相信已经够多了，相信坏事不会成双，相信炸弹爆炸后弹坑里最安全，相信不幸与灾难的配额已经用完了，就算不是永远，也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发愁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愈发坚定信念，觉得我们在跑向未来，仿佛是跑到老师那儿去告状。老师听我们诉苦，呵斥那群坏孩子，逼他们说对不起，并许诺不会再犯。
只有学校才会教概率运算。老师告诉我们，每次抛硬币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前一次的结果。每抛一次的概率都是相同的。各占一半。字或花，二选一。只有在数学练习册里，我才看清，原来人生就是独立事件构成的链条，重复事件组成的队伍，每件事都在告诉你：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我吓坏了。
有一次，我和父母去看了一部历史片，关于歪曲与错误的电影。
“现在他们还会做这样的事吗？”观影结束后，我问道。“不会。”父亲让我放心，但又补了一句，“但会换着新法子来做。”
他连忙笑嘻嘻起来，因为在我们家，吓唬人不是他的职责。
母亲爱用圆珠笔，父亲爱用“永恒羽毛笔”（在波兰语里，永恒羽毛笔意为钢笔，尤其是有笔囊的自来水笔）。我边整理文件边想，这个词也太荒谬了吧，没有东西是永恒的，甚至连长久都算不上。
母亲留下了上百页笔记、日程表、便笺纸。写的多是鉴定、事由，里面夹杂着电话号码、购物清单、菜谱、修改过的菜谱，以及实操之后的实用建议和警告。还有密封胶圈的直径、梳棉店的地址、药品名称、医生接诊时间。
父亲写得不多。项目研讨记录、住宅建筑备忘录，都是给打字机誊写用的草稿。有时还会写周一事项表（简写为“一”），每一项任务的前面都会画上小圆点或者小方格。
母亲用的是比克牌圆珠笔，黄色的那款。后来也用他家的水晶系列。她总是把笔弄丢，或落在办公室。那些笔不是缺了笔帽，就是已经裂开。不见踪影后，又会有新的一批补上。
父亲用的是所谓“永恒羽毛笔”。部分笔是爷爷传下来的，他总是把它们装在皮革笔套里。他会去赫蔑尔街的文具店买墨水。这些钢笔有时会打他个措手不及，在他衬衫胸口处留下绿色的墨渍，仿佛外星人被击中心脏（你没看错，他用绿色墨水）。污渍母亲会设法洗掉，父亲则负责用手帕擦拭笔尖，然后将手帕放在装满水的茶杯里泡一晚，把墨渍给泡开。他下笔，只写些重要事项，让每个字都有分量。
母亲则爱画小花儿，诊所的电话号码旁边都是些烦躁的装饰。每占线一次，就画上一朵小花。极有可能是非洲菊。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一说话，我就能认出来。看似平铺直叙，实则字斟句酌。而且，他们的用词带有一种讽刺，仿佛透气且防水的内衬。现在造鞋用的都是这种布料。
出于某种原因，一旦落到笔头，这些特征却消失了。在纸面上，这群人变得僵硬、鼓胀。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变得更像由合金铸造的人。
……
词语辜负了他们，词语欺骗了他们。之后，这些词语就像十月之后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听他们的话，甚至可以喜欢上他们——但总要对此有所保留，处处提防。这是一种对某个被多次击碎、折断，后又用碎片重新拼回来的人的好感。
没任何冒犯之意，但我们不会跟着你步入黑暗。相反，是你要帮助我们，你才是我们的人质。而词语的确尽力去帮助他们了。
……
我的母亲没有留下任何格言警句、金点子或者清规戒律。
她过于谨慎，当不了出头鸟，无法在回答问题、做出反应、冷嘲热讽时，任由情绪爆发。但如果有人膨胀过头，她就会随时准备介入。
她对词语的疑心极重，如果要引述口头禅，就必须得提供它的来源。
弗瓦嘉女士总是说，报纸不写好人。
实际上，顺着这句话的思路，可以认为好人都不在报纸上写东西，报纸都不用好词。任何最终被刊登出来的习惯用语，都应该退出我们的生活。
“谁这么说的！”母亲脸色骤变，既嫌弃，又怜悯那些语言受到感染的倒霉鬼。
……
母亲不喜欢那些寓意被精心设计的书籍和电影，以及那些立意过高的剧本。这些剧本展示的往往是唐氏综合征没什么不好的（她的原话），爱情终会战胜疾病；病人会像尤达大师一样从世上消失，不会经历失禁、褥疮、止痛药；无论什么情况。都必须振作起来；家人们总能拧成一股绳。
她从不接受为了安慰而安慰，还有为了顺乎人情而进行廉价的慰问。
九十年代前后，第一部犹太人大屠杀儿童回忆录出版，此后同类书籍陆续面世。我记得那个见面会，当时“展销会”一词应该进入大众视野了吧，我还记得那个所谓大屠杀儿童图书展销会——在文学博物馆的小会客厅里，御寒大衣簌簌作响，地板刚上蜡，鞋子上沾着的雪慢慢融化，雪水在浅黄色的木地板上漫延开来，渗进地板缝隙，而客人们则锚定在椅子上。
父母的那些不知分寸的朋友我也认识。但他们是战后一代，战后长大的孩子，骨子里有种漫不经心。拱形会客厅里的人们看起来年纪要大得多。我是第一次感受到这般悲伤的气氛。
这本灰色的书后面附带着人物介绍，作为生活还在继续的简要证明。那些被从地窖、密室、修道院里救出来的人，都开启了另一段人生。他们接受教育，成家立业，而面对新的家人时，有的人选择诉说过去，有的人则选择沉默不语。
政治是我们完全无法决定的东西。牙线、含氟牙膏派不上用场，不吃红肉、拒绝甜食派不上用场，健身、跑走跑、游泳、定期体检，这些统统派不上用场。
我们无罪无过。英国有天气，波兰有政治。
（像极了《父亲的解放日志》……那些我不懂的故事和笑话。“历史之外”的漂浮感。）
每逢节日聚会，我们家族的所有人都会坐在餐桌旁，分享彼此的奇闻逸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精通该体裁的大师负责讲新故事，他们就像决意要展示新唱片的音乐人，殊不知观众期待的其实是老段子，或说是“老金曲”，这些故事每年必听，比祷告还准时。多年后，我才明白，大家在讲要靠烹饪书《完美厨师》充饥的段子前，老挂在嘴边的开场白——“战争期间，我们被转运”——指的是他们被送去华沙隔都。
我不清楚日期，不知道后文，也记不得故事主人公的姓名和出生地，但这些故事我听了无数遍。这些故事有的讲战前格罗济斯克火车站的自助餐，有的和透明的男士打底裤有关，有的说外婆冒充厨娘时被迫要熬龟汤（你脑海中浮现出了什么？），还有的说在西班牙有一种只有面包皮的面包，但这并非欺客，反而口味独特——爷爷满脸惊讶地向我们分享（爷爷，你在西班牙做什么？）。还有人聊到西伯利亚（更具体点呢？）的醉酒奶牛，它们的肚子里填满了高纯度酒精酿造厂的酒糟，当然还有犹太报纸里刊登的滑稽广告（谁买这种报纸？），初中的教导主任（叫什么名字来着？），塞尔维亚监狱里的女囚友（你犯了什么要把你关在那儿？），一个水管工说了一句“啊谷谷”（玩躲猫猫时突然出现、吓唬别人时喊的口令）。我的父母从不抢亲戚们的风头。这既不是他们的作风，也不是他们的经历。在这样的比赛里，年青一代毫无胜算可言，但他们会在该笑的时候笑。
是啊，没人提起过的话题。但即便有人提起了，他们一直都是说波兰语的呀，不是吗？他们的波兰语说得可好了，还把《巴尔拉迪娜》①和《三部曲》②倒背如流：
“姥姥，在你家里有谁是说犹太语的吗？”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读书人。”
说到底，还是如我一个更年长的亲戚所解释的：
“我不说我是犹太人，是因为不想让别人不自在。”
天啊，这话彻底把我母亲给惹怒了，她攥起这个词，闭上眼睛对着别人乱捅一气。外婆和姨母一听，眼睛都瞪大了。
“约阿霞，睁大你的眼睛吧。你懂什么，你们这代人又没经历过，你又没经历过。现在是现在，以前是以前。你要添点汤吗？”
但她就是不听劝，总是参与一些无谓的争论。
①波兰浪漫主义诗人、“三大游吟诗人”之一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在1834年创作的五幕悲剧。
②指亨利克·显克维支的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
后来，我在一本俄国油画集里发现一幅画。画的视角与街道齐平，应该是有人被摁倒在人行道上，脸颊紧贴大地。他能瞥见的只有发黄的墙壁，大量羽绒和鲜血。玻璃碴子不多，也许是因为玻璃是富足的西方城市文明才有的装饰，也许是人们还抱有在玻璃房里就没人扔石头的幻想。
我自己立即画了一幅类似的。画布上是一条空空如也的街道（因此省了不少画人物的工夫），建筑外墙斑驳，露出的红砖犹如补丁，还有些木板，一架小推车。
我在画作中融入了电影的氛围感，但其他细节主要源自我个人的细致观察。我重新勾勒出了离家最近的一家蔬果店的入口处，脱漆的门框，一旁的空箱子堆成金字塔的模样。我找准地儿了。在这潮湿的洞穴里的，不仅是我们经常买酸菜和土豆的地方，战前还是一家犹太洁食肉铺。
最后，我还画上了几个词：JEW，JEW，JEW，并把这幅画当作礼物送给母亲。我最知道怎样能逗她开心。
本来要把这则简短的讣告刊登在一个大方框里的，寥寥数语的周围有充足的“光”。印刷机下的悲伤之画、沉默之画（而且看起来不至于小气）。
但显然，这一天的逝者太多了，方框也因此缩了水，边缘没有了。最后用来告别外婆的，是一个又小又寒酸，还被挤到栏目下方的矩形框框。
“有人偷东西！”母亲哭诉道，“他们连这都不放过，连这块白色的地方都不留给她，把最后一口空气都给偷了。”
“这个叫‘光’。”
“启事部那群该死的贱人把她的‘光’给偷走了。”
被抹去的半座城：指1944年8月1日至10月初，为在苏联红军抵达前解除德军占领，以免战后由另一方占主导，波兰家乡军发起的对抗纳粹的华沙起义。最终，波兰方投降。此次起义伤亡惨重，波兰约85%的土地被破坏。
……
她曾恐惧。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名册上的一个名字、电台里播报的某个词语都足以让她突然无法动弹。
但同时她也懂得如何去吓唬别人，认为恐惧是基础的教育工具。也许她没错。
她去世后，我找到了一枚金，据说是给那些专门告发犹太人的人准备的。
……
当她拒绝接收病人时，眼皮都不抖一下，现在却不好意思说“您的母亲快死了”。这就是波兰，这就是波兰语。在这个充满昵称的国度里，一个活人可以被当作死人来对待，前提是必须要加上“妈妈”“妈咪”。
“您的妈咪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我只能这样说了。”
她再次敲起键盘，之后把母亲收治入院。
我差点就以为是我说服了她。原来是母亲的几个朋友去求了某个重要人物帮忙。
……
我母亲的语言就跟勒索信差不多，用剪报、谚语和加密引语拼接而成。她的词汇能应对每一种情形，就像一个工具盒，里面有能拧不同螺丝的螺丝刀，还有能打开不同门锁的钥匙。
她用这些词来搭建语言结构，构建多重复合句，当中隐藏着的无数从句如同捕狼的陷阱。这些句子就是作战计划、军事行动谋略，从侧翼包抄，攻其软肋，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而现在，我们几个围在她身边。
“我希望，”她说，“我的某个家人，我的某个家人能够。”（虽然我们仨就站在她身边，但她没有对着我们任何一个人说话，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演讲厅，我们被尴尬地夹在中间。她希望某个家人能够。正常来说她会加上“好心”：“我希望，我的某个好心的家人能够。”）
“我希望，我的某个家人提醒那个女人——”
（提醒！那个女人！）
“提醒那个女人，让她——”
（她忘词了。不知用哪个词好。她忘了怎么说……
……
下午轮到她的朋友值班，给她读书。有时我也会过来，她们就会跟我知会值班的情况。
“今天她没吱声，”一位朋友说，“但当我给她读书的时候，她笑了。”
“该笑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说起话来，“我在该笑的时候笑了。”
后来才知道，这是她生前的最后一句话。
简·奥斯汀：《爱玛》，雅德薇佳·多莫霍芙斯卡译，华沙，1963年
维多利亚·什丽沃芙斯卡编：《大屠杀的孩子们说》，华沙，1993年
莉迪亚·弗雷姆：《我如何清算我父母的房产》，伊丽莎白·布拉科芙斯卡译，华沙，2005年
安妮·戈西尼：《老爸》，玛格达琳娜·塔拉尔译，克拉科夫，2013年
《美丽之人，正当二十》，《马雷克·赫瓦斯科作品选》第五卷，华沙，1989年
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长诗》，妮娜·卡尔索芙、西蒙·舍赫特译，伦敦，1976年
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谁缔造了···伟大的拒绝》，西格蒙·库比亚克译，收于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诗选》，华沙，1995年
《吃得美味且健康》，合著，莫斯科，1952年
玛丽亚·莱姆尼斯、亨里克·维特里：《单身与情侣皆可用的厨艺书》（缺封面和扉页，无出版日期与出版地）
玛丽亚·莱姆尼斯、亨里克·维特里：《古波兰厨房与波兰餐桌》，华沙，1979年
康拉德·洛伦兹：《与动物畅谈》，芭芭拉·塔尔纳斯译，华沙，2014年
安东尼·斯沃尼姆斯基：《清醒与幻想》，华沙，1966年尤里·特里丰诺夫：《时间与地点》，雅尼娜·嘉尔诺芙斯卡译，华沙，1985年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绿帐篷》，耶日·雷德里希译，华沙，2013年
维克多·沃洛施尔斯基：《西里尔，你在哪儿？》，华沙，1962年
玛丽亚·任塔罗娃：《微生物》，华沙，1980年
某英语教材，缺封面和扉页，无作者、出版日期与地点
等等，等等。
关于纸张与八十年代的那一部分（27—28页）在2016年9月24日《选举报》的《纸与人》专栏中刊登过。圆珠笔的历史（106—107页）收录于2015年第3期《时尚永垂》的《设计之贱民》一文中。我引用了弗沃基米耶日·卡利茨基刊登在2004年9月27日《选举报》里的《我爱大钞：与钞票设计师安杰伊·海德里希对谈》，见Wyborcza.pl（访问时间：2017年2月2日）。
《母亲的厨房》是卢奇安·申瓦尔德（波兰诗人、士兵、共产主义活动室）一首长诗的题目。
谨对我母亲的朋友们致以诚挚谢意。她们对我母亲不离不弃。同时，我也感谢她们向我分享对母亲的回忆（我在101—102页援引了其中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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